17岁的时候，卓福民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工厂里当学徒，具体而言，工种是翻砂工。后来，他总喜欢跟人提起这份工作，正像很多成功的人喜欢追忆他们的青葱岁月，那时候的生活简单、辛苦，充满了一个年轻人对繁华世界的向往和奋勇向上的决心。

　　他用轻快而匪夷所思的语气，叙述自己怎样从一个学徒变成一个工厂的领导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荡让很多年轻人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可是我上了社会这所大学”，这让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上去无比成熟，这样，即使他要管理一群四五十岁的工人，他也不会觉得胆怯。

　　如果单从履历来看，接下来的生活顺利得超乎想象。

　　他开始时是被电机公司借调，去搞企业体制改革。这期间，他总要同政府部门打交道，这又带给他新的机遇。1987年，上海市政府体改办用了半年时间，将卓福民“挖”了过去，这样，卓福民就有机会参与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到现在，你仍然能够从互联网上搜索到卓福民撰写的上海市企业改革的论文，诸如《上海1995-1997改革构想》。它们大都题目宏大，颇有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势。这也难怪，在那段时间内，体改办是大陆经济领域最为精英的部门，时代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是最显赫的经济官员，就好像供职于日本经济腾飞时代的通产省的日本政府官员。对于个人而言，他们还可以借助政府体系的各种资源来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在卓福民的党校同学中，就包括了后来在上海各个商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比如后来光明乳业的董事长王佳芬，他和上海家化的领导者葛文耀也成为非常熟络的朋友。当他2002年加入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出任这家大型国有企业的CEO之后，光明乳业和上海家化都成为他投资的公司。上海实业是一家由上海市所有、基地在香港的控股公司。

　　追寻卓福民在上海实业时期的投资轨迹，会发现他的投资履历相当辉煌。上海实业的背景和实力让卓福民可以大手笔地进行自己的投资历险，他的每笔投资都不是以百万美元为单位，而是以千万或者亿计，其中，最大的一笔投资金额为6亿美元。他投资过的公司，除了上面提到的上海家化和光明乳业之外，还包括同样声名显赫的中芯国际、东方商厦、联华超市等公司。

　　2002年，感觉到年龄带给自己压力的卓福民离开了上实控股。他想要开始自己的风投事业，而不是留在随香港回归撤回上海的上实控股做资产管理。而且，他相信，凭着自己过去多年同企业打交道的经历，以及他从这些经历中积累的经验和人脉，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而且再适合不过。辞职后的卓福民首先加入了新加坡祥峰中国投资基金，出任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2007年，他创立自己的投资公司思格资本。第二年，他以管理合伙人的身份加入纪源资本，思格资本和纪源资本的合作，最终让后者成为一家管理资金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公司。

　　经济观察报：你投资的时候是押赛道还是押人？

　　卓福民：赛道也要押，人也要押。如果你赛道押错了，你投资的这家公司的领导者再优秀，他也跑不起来。不好的赛道肯定有问题。就好像田径比赛一样，到山路上面去，就是刘翔也跑不起来。赛道很重要。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先看大门，大门就是这个行业行不行，空间大不大；第二看小门，在行业里面这个企业居于什么位置；然后再看管门的人，管门的人能力行不行。

　　我不认为投资就是看人。很多东西都是客观的，没有一个单纯的因素可以概括全部的事情，行业发展空间、竞争优势、价格都要看，不可能只见一个人就解决问题。

　　经济观察报：对于人，你投资时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卓福民：判断人，就一般的团队来说，我们比较认可的是要有学习能力，我们会把学习能力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第二是要看他的执行能力，如果他理论讲得很好，执行能力不行，结果是要打折扣的。从品质上来说，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品质是这个人有没有诚信度，如果这个人过去的轨迹不好，过去没有诚信度，他的公司和他个人的能力再好我们也不敢碰。判断人的标准可以归纳出很多。但我最看重的就是这两个：能力和诚信度。

　经济观察报：我看过纪源资本之前投资的一些公司，基本上以互联网为主。

　　卓福民：我们除了原来的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行业之外，会扩展投资的领域。

　　中国的创投从1990年代初发展到现在，我的说法是它从1.0版走到了3.0版。1.0时代是资金、投资公司和退出都在海外；2.0时代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钱用的是海外的钱，退出也在海外，但公司可能在中国；到了3.0时代的时候，是两头在内一头在外，除了资金是海外的，公司和退出都在国内。2007年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IPO首次境内融资超过了境外融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会带来什么东西？那就是更注重本地的资源、本地的经验和本地的团队。原来很多风投团队的真正合伙人里面，是没有中国人的。

　　现在有一个发展趋势，就是VC从原来传统的TMT行业——TMT不是传统行业，但它是VC投资的传统领域——越来越向传统行业的方向走，比如跟消费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跟城市化相关的产业。中国现在城市化比例是40%，将近6亿的人口，未来15年到20年，要达到70%，将近10亿人口。随之而来，跟城市化相关的很多领域都会面临大的挑战和大的机遇，特别是消费品行业。你知道我的背景，我投过光明乳业，投过上海家化，投过联华超市。我本身就有这方面的经验。

　　经济观察报：其实现在很多VC也看好一些传统行业，跟那些小伙子们相比，你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卓福民：我们跟年轻人比，肯定活力和精力都不如他们，我不能再回到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我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做VC是需要丰富经验的。连夜加班，加几天，这是投资银行的做法，而做VC确实是要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我上次去硅谷时见了五个比较顶级的风险投资家，最小的50多岁，年纪最大的70多岁。

　　经济观察报：目前从全球来看，大家都在担心新一轮的经济不景气。你对大势的判断是什么？

　　卓福民：做投资的话，我经常讲八个字，“高高在上、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是指要高屋建瓴地去看问题，所谓“与众不同”就是不能跟着公众走。所以这种时候你不能跟大部分人的思维是一样的，大部分人是不赚钱的，只有少部分人是赚钱的，包括股票市场也是。如果你的思维跟大部分人是一样的，那意味着你一定是输钱的。

　　从大势上面来看，最近几年里全球经济不会太好，中国经济也会受到相当的影响。美国人的消费下降，中国的出口马上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里有一驾出问题，就会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做投资需要耐心，我有足够的耐心来发现一些好的机会。第二，从被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他们应该有一个融资过冬的时间点，决不能觉得现在钱多得不得了，钱可以很快融来，到了某些环节突然之间钱就少下去了。我经常跟被投资人沟通，说你们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周期考虑，从目前情况来看，在整个宏观经济里，钱不是越来越多，而是某一段时间内钱会比较少，那个时候你能否撑得过去就是个问题，要有这种思想准备。

　　经济观察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投资？这段学习期是怎么完成的？

　　卓福民：我原来是做电机的，从1968年17岁做学徒开始，到现在已经40年了，除了中间有几年去读大学，我基本上都是在企业工作。

　　其中还有八年时间我在政府部门就职，但部门是体改委，我负责的工作是股份制企业改制。那八年我去看一个一个的企业，各种类型的行业企业我都看过。我的角色相当于是作为政府来投资，对我来说也是投资的经验积累。

　　接下来上海实业的七年多，也可以说是身经百战，我自己亲自看过的企业就有几百家。投下钱去的也有很多，而且都是数额比较大的，动辄是几千万美金，根本没有投过几百万美金的，大到2亿多美金的投资，6亿美金的我也投过。

　　从1999年2000年，我开始关注风险投资。我第一次到硅谷去考察风险投资是1999年。2000年的时候我和淡马锡合资做风险投资公司。2002年我自己开始专门做风险投资，一直到现在。

　　经济观察报：之前已经有很多做公司的人卖掉公司，或者自己出来做投资，这会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卓福民：不一定，投资公司不可能无限制向上发展，未来三到五年会有一个优胜劣汰；也不是每一个企业家都会成功地转为一个风险投资家。所以我觉得说趋势有点大，但VC的力量确实有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家，特别是来自于成功的创业企业家。

　　经济观察报：你曾经有和淡马锡一起的工作经历，在投资方面，淡马锡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对象呢？

　　卓福民：在国家主权基金中，新加坡的淡马锡是独树一帜的。淡马锡有一个策略，它的投资要跟淡马锡下面的几家旗舰公司共同出资。比如说航空，新加坡航空是淡马锡下面的一个旗舰公司，淡马锡会和新加坡航空一起投资某家公司；新加坡港口到中国来发展，淡马锡也会跟随新加坡港口一起到中国来做策略投资。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没有按照之前的轨道继续走下去呢？比如你可以在政府、在政府控股的上海实业这样的公司一直做下去。

　　卓福民：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当时我在上海实业，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我直接调回国内，要去管另外一个产业；另外我的年龄也超过50岁了，对我来说，如果直接去做一个投资家，可能比继续在一线打拼更适合自己。

　　我觉得现在我的职业非常好，我正适合做这个事情：有那么多的经验，做过那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投过那么多的产业。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上市公司里，不可能到了60多岁还在那里。但是做风险投资，到了60多岁可能就是最吃香的时候。

　　经济观察报：你的背景是什么？

　　卓福民：我的背景很普通，普通家庭，没什么背景。25岁时，我是凭自己的本事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去管一个工厂。然后我去读书，毕业是在1983年的年初。读完书以后我又带队考察领导班子，然后开始做企业管理。再然后，被机电局“借”过去搞体制改革。

　　在机电局的两年内，经常跟上海市政府打交道，具体对口的是体改办，体改办一看这个人不错，就开始想挖我，挖了半年，机电局一开始不同意，最后放了，我就到体改办去了。我真的没有任何背景，一点背景都没有。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些呢？

　　卓福民：我觉得我身上比较让人欣赏的，可能是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我的学习能力比较强。我是机械行业出来的，但对纺织、化工、航空、酒店，我都能讲一套。第二是我有比较强的研究能力，你在网上可以搜到我写的关于上海市企业的一些论文。第三我觉得我胸襟比较宽，能容人，能容事。我总是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领导者最重要的责任是两条，一条是用人，一条是出主意。人用好，每个人发挥他们的作用，你们能干的事我不能干，你们不能干的事到我这边我帮你解决。

　　经济观察报：过去几十年中那些大的动荡，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卓福民：十年动乱时荒废了学习时光，我20多岁刚刚进大学，人家大学早就毕业好多年了。但是我上了一个社会大学，当时20多岁的人看上去比30多岁的还成熟。1989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我是市政府里值班的。我们已经过了疯狂的时代，过了那种非理性抗衡的时代。

　　我们做的事情是比较理性的，但是我个人还是有激情的。就像我的思维里有形象思维的东西，也有逻辑思维的东西。如果评价我这个个人，我可能是个矛盾体。做投资，要计算投资回报，我一般都要求小数点后两位都要讲得很清楚。但是我形象思维也很好，我的油画、素描基本上是专业水平。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你跟那些年轻人们相比——包括你们公司那些年轻的合伙人们——区别大吗？

　　卓福民：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超过我，比如说我不玩网络游戏。2003年底的时候，为了考察盛大，我跑到网吧去看。网吧像我这种年龄进去的很少，我就说是来找儿子，进去转一圈看看人家怎么玩。年轻人，不用说，他们对这个很敏感。所以我要不断去跟年轻人学习，不断激发自己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

　　他们跟我学习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跟企业家打交道，怎么处理一些纷繁复杂的事情，特别是如何处理突发事件。我也会把自己的人脉资源跟他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