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广东新语·坟语》引晋人王范《交广春秋》：“佗生有奉制称蕃之节，死有秘异神秘之墓”，又说：“孙权尝遣交州从事吴瑜访之，莫知所在，独得明王婴齐墓，掘之，玉匣珠襦，黄金为饰，有玉玺金印三十六、铜剑三、烂若龙父，而文王胡墓，亦莫知其处……”

    广东省人民政府基建处在广州市解放北路象岗山顶基建施工，把象岗削低17米，平整出一块五千平方米土地，计划在此兴建公寓式高层楼房。1983年6月，在挖掘墙基时发现了古墓，当即报告广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国家文物局，由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报国务院批准发掘。中共广州市委成立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兼广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欧初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州文物保管委员会三方派出人员组成“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于8月25日开始发掘至10月6日结束。

    根据墓主身上发现了“文帝行玺”金印、“赵眛”覆斗玉印、“帝印”螭虎钮玉印，墓主身著玉衣，另外墓中发现两枚“眛”字封泥、两枚“帝印”封泥，再加上其他出土文物和墓主骸骨的鉴定，故确定墓主为第二代南越王文帝赵眛。

    墓中出土很多猪牛羊的骸骨和少量鸡骨，可以推知南越国当时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水平，否则何来这么多饲料喂养禽畜？

    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有500多件，就中可分为中原文化型、南方楚文化型和越文化型，无论铸铜和深加工工艺都与中原内地有一定的距离。出土的铁武器和工具及越式大铁鼎，可见南越国使用铁器已较普遍，掌握了铸铁、热锻和淬火的处理，但未能论证南越国有冶铁业。

    出土的丝织物品种和数量出很多，可惜已全部碳化。经细心处理、加固，在放大镜下织物结构、印染的花纹图案出还看得清楚，其原料色泽、图案、工艺，有很大的一部分与中原同时期的相似，可能是汉朝赐予或贸易输入，但有一大部分是用本地原料和在本地生产的。可以推断南越国有自己的纺织业作坊。墓中印花凸版的发现，说明墓中出土的印花纱，应是宫廷作坊印染的。

    陶器和漆器出土数量不少，其中个别有戳印文字，这说明是南越国生产的。至于玻璃璧、小串珠、耳珰，可能是在原楚地影响下，出自南越国人之手。但平板玻璃却是迄今已知时代最早的平板玻璃。

    出土的玉器有240件，都是软玉制品，全是实用器物或礼仪用品、饰物、工艺品。金银工艺品也不少，一部分可能来自中原，一部分可能出自宫廷作坊。

    出土的通体压花辫扁圆形银盒、金花泡饰和所见同时的中国器物迥异。此外，犀角器、琥珀、熏炉所用的香料木及五只非洲大象牙，这说明南越国已有了海上的交通线。

    越王墓和罗泊湾1号墓都没有发现铜钱，而同时期的汉朝诸侯王、列侯墓随葬的钱币都很多，看来走越国可能基本上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

    南越国是僻处的地方割据政权，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中原有很大的差距，立国后，发展农牧业的金铁田器、马牛都仰赖中原，发展水平受到限制。因此第二代南越王墓的规模气势、随葬物品的丰厚，都比不上同时代的中山靖王刘胜墓、曲阜九龙山鲁王墓、徐州北洞山楚王墓，这下是经济实力的反映。

    为了让人信参观第二代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印证广州市历史，广州市人民政府拨出巨资在越王墓原址建立了颇具规模的“西汉越王墓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