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十九年（1839），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到广东查禁鸦片，一到广州即出城到花地访晤卸任归里的张维屏，又邀请他到衙署共商禁烟大计。张维屏此时的身份是学海堂学长，又受聘主讲东莞宝安书院。出于维持宁静生活的愿望，他劝林则徐“毋开边衅”。然而，不久英国侵略军发动鸦片战争的炮声粉碎了他的和平美梦，张维屏疾书《书愤》诗，表示了“鲰生惟痛愤，洒涕向江流”的激愤心情。他关注这场战争，创作了《三元里》、《三将军歌》等长诗，真实记述了广州人民抗英斗争的史实，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辉煌的史诗。
张维屏是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字子树，又字南山，号松心子。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生于广州清水濠。18岁时迁居天成路西侧的贤乐里。附近的聚贤坊，是为纪念南园前后五先生而取名的。张维屏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13岁时名列番禺县童子试榜首，知县吴政达赞赏其才华，取《毛诗序》“南山有台，乐得贤也”之意赐名“南山”。从15岁开始，他写有诗收入在以后结集的《松心诗集》。张维屏首次进京赴考，诗坛大家翁方纲阅其诗作，惊呼“诗坛大敌至矣！”再度赴试时，翁方纲为他和黄培芳、谭敬昭等三位岭南诗人之诗集作《粤东三子诗序》，从此“粤东三子”的文名得到显扬。
张维屏活跃于广州诗坛，他与一班诗友在白云山麓筑云泉山馆，据蒲涧廉泉之胜为吟哦雅集之所，时人称之为“七子诗坛”。两广总督阮元曾邀集张维屏等饱学之士到节署共商纂《皇清经解》、修《广东通志》、建学海堂等修文兴教之大事。道光二年（1822），43岁的张维屏四度会试终于中了进士，署湖北黄梅知县。他勤政爱民，莅任第二年夏天，江水决堤，他亲自乘小舟勘察水情，散发干粮赈灾，竟被洪水冲走，幸挂树梢而不死。老百姓为之歌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道光四年（1824）调任广济知县，他不愿向百姓征收漕粮，引疾求退未成，调署襄樊同知。过了三年，返粤丁父忧，次年迁家回清水濠故里。道光九年（1829），他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居家数年，致力于教育事业。道光十年（1830），张维屏丁忧服阕，又出任了几年的地方官员，但他济世救民的强烈愿望已为“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的念头所代替，终于在道光十六年（1836）告病辞归广州，赁居河南花地潘氏别业东园。他将所筑小园名为“听松园”，于松涛间悉心著述讲学、游园吟诗。形势的发展却容不得他安于教书赋诗。在广州人民英勇抗击英军的斗争中，他以花甲之年的一介书生，虽没直接参加战斗，却以诗写史旗帜鲜明地站立在人民一边。他创作了叙事长诗《三元里》，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人民群众反帝反侵略武装斗争的过程，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英雄气概和伟大力量，同时对投降媚外的清政府投降派给予深刻的揭露。《三元里》展现了场面感人的壮丽的历史画卷：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键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
张维屏在此时所写的另一首著名诗篇《三将军歌》，详细记述了先后在广州、定海、吴淞牺牲的抗英爱国将领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充满激情地歌颂了他们为国捐躯的壮烈业绩，同时遣责了一些人畏敌逃循的可耻行为。
战争的结果，以主战派受过而降下帷幕。林则徐被革职乘船离开广州，船过花地，张维屏闻讯在此等候送行，并邀请林则徐到潘氏东园一行。他的心和林则徐是相通的。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张维屏愤而写下“城下寻盟古所羞”，“野鹰且莫夸头角，会见神鹏下碧空”的诗句。在反英军入城斗争中，他与梁廷柟、何玉成等爱国士绅一道组织团练、乡勇。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初六，年届古稀的张维屏在听松庐冒雨检阅清水濠壮丁800余人的操练。张维屏的诗写出广州人民团结御侮的心声：
古云众志自成城，但执戈矛便是兵。制胜可能收后效?预防都说有先声。
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燃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炮弹落到张维屏座旁。连一个安身之地都成问题，张维屏只好徙居城西泌冲。次年十二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张维屏的诗记下了侵略者铁蹄下的广州惨景：
十家九户闭柴荆，白昼巡街有鬼兵。八十老人谈异事，广州城里少人行。
咸丰九年（1859），八十岁老人张维屏病逝于清水濠，葬于广州城东北银坑岭，临终留下时人争传之绝笔：
烟云过眼总成空，留得心精纸墨中。书未刻完人已逝，八旬回首惜匆匆。
偶堕尘寰八十年，飘然归去在罗天。松溪花棣常游处，或者诗魂系画船。
张维屏留给后人十分丰富的文学遗产，著述十种，诗作二千余首。其诗名远播海外，高丽、琉球、越南都有人来向他索诗集购书。维屏多才多艺，既通医学，又精书法。据说高丽、小吕宋得其翰墨者视为至宝。今广州罗岗罗峰寺内尚存有张维屏撰写的对联：
行云流水见真性，明月清风来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