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27年春天，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因为他目睹广州的进步文艺青年都渴求知识，而当时的文艺园地暮气沉沉，“如同一块沙漠”。于是，任教之余，筹划在旧番禺学宫东侧的芳草街内，开一间书店。

　　在百忙之中，鲁迅一方面与上海北新书局的李小峰联系，组织书源运到广州来；另一方面，又征得离粤赴武汉的孙伏园同意，租用他原来的芳草街住过的小楼作为店址，开办一间传播新思想、培育南方文学新苗的“北新书屋”。

　　3月25日“开张”这一天，原来十分清静的芳草街，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一班闻讯而来的文学青年，把这小小的书屋挤得门庭若市；鲁迅也兴高采烈地在书屋里招呼前来购买新书的青年，并欣然和大家畅谈“未名社”的书刊和《莽原》杂志在北方的影响。对这班热切和鲁迅见面的青年来说，这一天，简直成了他们终身难忘的日子。

　　在书屋开张的第二天，许广平还特意写了一篇《北新书屋》的短文，介绍北新书屋的经营宗旨，文章发表于同月31日广州《国民新闻》的副刊上，文中说：“因为自己比较的知道情况，就为要读新书的人们介绍一下，也可以说是近乎变相的广告。”

　　平时，书屋是由许广平的妹妹许月平来打理。每当有空，鲁迅也会来书屋走走，和文学青年见见面，谈谈文学。因此，不少文学青年除了经常来购买新书之外，也常常来这里等候鲁迅，向先生请教，以便吸取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可以说，鲁迅在这间书屋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少的，由于鲁迅先生辛勤的开垦和耕耘，使这间书屋终于成了广州文化“沙漠”中一块小小的“绿洲”。

　　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一批爱国青年遭到无理拘捕，为了拯救学生，鲁迅愤然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书屋也在不久之后就停业了。所剩的存书，鲁迅也廉价让给了永汉路的共和书局。在移交这些书籍时，从包装到搬运，甚至请帮手吃饭，鲁迅都亲自动手去做，而且歇业结欠的80元，也由鲁迅亲自掏腰包付清。所以在同年8月17日，在他写给友人章廷谦的信中，曾风趣地说：“别人做生意而我折本，岂不怪哉！”尽管耗时费力又折本，但鲁迅看到“书屋”毕竟对广州新文学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便也十分满意了。所以8月15日，即书籍移交给共和书局的那天，鲁迅将事情办妥之后，还兴致勃勃地请了几个前来帮手的青年何春才、陈挺进、立峨等，在中山四路的“妙奇香”茶楼吃了一顿饭。席间，这位导师兼“老板”亲自提壶酙酒，谈笑风后，那热烈的场面，在旁人看来，还以为是在庆功祝捷呢！

　　同年9月27日，鲁迅离开了涉足不满9个月的广州，与许广平一起，前往上海，开始他人生最后一段路程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