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贫民区的城市，并不就会比其他城市矮一头，相反却是尊重农民工等城市贫民的自由，给予城市贫民福利。我认为深圳完全可以率先兴建贫民区。”日前，知名学者秦晖在深圳用诗一样的语言，对贫民区做了如是赞美（4月14日中国新闻网）。
虽然秦教授用了“自由”、“福利”等字眼来装饰贫民窟，但对贫民窟有一点感性认识的人，就不见得会同意。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印度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看到：在这片面积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拥挤着100万人口，巷子里堆满了废品和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约翰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里的地狱！”
此外，各国的贫民窟无一例外地都是当地社会动乱的根源，是流行病的渊薮，是黄、赌、毒泛滥和黑社会控制的地盘，是正规的警治和法治的“化外之地”。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会把自己城市有贫民窟作为比别人“高一头”的理由，相反，他们提起贫民窟来总是会满面羞惭，把它看成亟待治愈但又无法治愈的城市之癌。
也许有人会为秦教授辩解说，设立贫民窟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为了让农民工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安顿下来。但在我看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反而把这种歧视更加制度化、合理化了。对于城市的雇主来说，由于无须考虑返乡的费用，他们甚至可以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更低，而城市管理者也可以更理直气壮地不承担贫民窟居民的福利。
所以我认为，如果秦教授真的关心农民工的自由和福利的话，那首先就应该为农民工去争这样一种自由——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用贫民窟来解决城市化问题，也是很难想象的。据学者温铁军统计，如果按国际惯例，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并且从事的是非农职业的人都统计为城市人口的话，则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假如按照南亚或拉美的比例，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是住在贫民窟的话，那这个数字将是三亿多人。在如此规模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可能不是自由和福利，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道灾难。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既定方针，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一种富足安适的生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未来的粮食安全投资，也是为了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谈判地位，使他们可以选择不去贫民窟；二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有基本尊严的生活——至于贫民窟，就还是让它留在国外吧。”日前，知名学者秦晖在深圳用诗一样的语言，对贫民区做了如是赞美（4月14日中国新闻网）。
虽然秦教授用了“自由”、“福利”等字眼来装饰贫民窟，但对贫民窟有一点感性认识的人，就不见得会同意。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印度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看到：在这片面积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拥挤着100万人口，巷子里堆满了废品和垃圾，散发着浓烈的腐臭味，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约翰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里的地狱！”
此外，各国的贫民窟无一例外地都是当地社会动乱的根源，是流行病的渊薮，是黄、赌、毒泛滥和黑社会控制的地盘，是正规的警治和法治的“化外之地”。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都不会把自己城市有贫民窟作为比别人“高一头”的理由，相反，他们提起贫民窟来总是会满面羞惭，把它看成亟待治愈但又无法治愈的城市之癌。
也许有人会为秦教授辩解说，设立贫民窟是一种无奈之举，是为了让农民工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安顿下来。但在我看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改变城市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反而把这种歧视更加制度化、合理化了。对于城市的雇主来说，由于无须考虑返乡的费用，他们甚至可以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得更低，而城市管理者也可以更理直气壮地不承担贫民窟居民的福利。
所以我认为，如果秦教授真的关心农民工的自由和福利的话，那首先就应该为农民工去争这样一种自由——免于堕入贫民窟的自由！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用贫民窟来解决城市化问题，也是很难想象的。据学者温铁军统计，如果按国际惯例，把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并且从事的是非农职业的人都统计为城市人口的话，则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假如按照南亚或拉美的比例，有一半左右的城市人口是住在贫民窟的话，那这个数字将是三亿多人。在如此规模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可能不是自由和福利，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道灾难。
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城市化还是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的既定方针，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在农村也能过上一种富足安适的生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未来的粮食安全投资，也是为了增强农民工在城市的谈判地位，使他们可以选择不去贫民窟；二是给每一个愿意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以同等的国民待遇，提高工资占GDP的比例，使他们能够在城市里过上一种有基本尊严的生活——至于贫民窟，就还是让它留在国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