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1888～1970)，原名公室，广东饶平人，因受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影响，自己改名张竞生。1912年，作为国民政府首批公费留学生赴法国留学，就读巴黎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上书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提倡避孕节育，被斥为“神经病”。1921年～1926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任北大哲学教授。1926年公开出版《性史第一集》，遭报纸杂志声讨。1927年～1928年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其时，书商大肆翻印《性史第一集》，同时以张竞生的名义抛出各种《性史》续集，内容淫秽不堪，张因之名声扫地，成为众矢之敌。1928年～1933年再度赴法，翻译并出版《忏悔录》、《歌德自传》等著作。1933年～1937年，受陈济棠之邀任广东省实业督办。1950年入广州南方大学学习，后分配于农业厅。1953年调任广东省文史馆研究员。1960年自愿回故乡饶平。“文革”置始遭红卫兵批判，1970年于深夜读书时辞世。
1931年2月《性史》风波后迫于压力及北大改革停止张竞生再次失业
创办“美的书店”张竞生将编辑、出版、销售集于一身 插图／龚滔 来源：法制晚报
张竞生：一枝不合时令的桃花
广州过年必有这么一景：家家户户摆桃花。这桃花是当彩头、作观赏用的，所以要不顾一切地开放，哪怕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而末了，还要默默接受被无情抛弃的待遇。尽管“只开花、不结果”既非它的过错，更非它的选择。
有些人的出现和消失，注定就像这应节的桃花一样，虽然鲜美，也曾烂漫，但终归让人感伤。
1957年3月中一个春风荡漾的上午，69岁的张竞生在广州火车站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情人，一位年近四十、曾为上海滩红舞女的汪女士。然而，这段爱情冒险经历大半年后又一次无疾而终。如同其历次“试验婚姻”那样，它固然带来奋不顾身的短暂欢快，但更多的，却是猝不及防的悲哀。
也许有人认为，这毕竟可算“艳福”，并有张一生与无数女人或缠绵悱恻或纠缠不清的“浪漫”故事为证。但也许只有张竞生自己知道，一场“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持久而惨烈的战斗，至此已宣告彻底溃败。
两年后，张竞生离开广州，告别了这个他人生旅途中停留最久(前后16年)的驿站，回到老家，从此逐渐远离他爱之入骨的生活。
繁华已谢，残红亦消，到了葬花的季节。
“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浪漫主义开山祖师”，“中国旧婚姻制度头号杀手”……这些墓志铭式的封号，在张竞生死后30余年的今天，顶多是一种-精神补偿。在张的生前，对他的攻击、诬蔑、歪曲和迫害，简直就像百年一遇的洪水。其实，他的全部功劳或曰“罪过”，只是为了把一种迥异于传统的“美的人生”热切推荐给国人，并采取了激烈的姿态而已。而这便使他不顾“源远流长”，无视“礼义廉耻”，向所有习惯势力宣战并同时与之结仇。当其时，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那些言论和著述(如“爱情四定则”、《美的人生观》、《性史》、“试婚制”、“性交自由”等)，会像一颗颗重磅炸弹，把整个社会炸得惊慌失措，也把自己炸得体无完肤——暴得“卖春博士”、“淫虫”、“文妖”之大名。他更不会想到，他的所谓“淫书”和“罗曼史”，会是一场文化革命同时也是生活革命的前奏(这就是近年来西方媒体所惊呼的“中国性革命”，而这场革命迄今尚未完全展开)。
从张竞生给“美的人生”所下的定义和描述中，我们或许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的好坏不在数量，而在质量(正如人口)；生命的价值首先是“开花”，然后才是“结果”；性爱的真谛也即是生命的真谛－－让生活成为人类在自然中一场永不谢幕的自由狂欢。而一种文化如果不实现这一点，就必然是残疾的、陈腐的，终归要被埋葬。
的确，相比那些对“美的人生”连自觉“萌芽”都没有的人来说，张竞生的前半生，就像一枝初春的桃花那样，开得如此肆元忌惮，以至于对所有灰暗的人生都构成了一种挑衅和伤害。这个以“中国卢梭”自命的风流才子，实在太超前，太“脱离实际”了。他不知道，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说正确的话做正确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不仅将与“成功”绝缘(不“结果”)，而且会像一个“叛徒”那样“不得好死”，比一个英雄的眼睛还要孤单。
纵观张竞生的一生，你会看到，他始终把自己当做一种人生理想的“实验品”，尽管在主流意识和下流意识的双重夹击之下，举步维艰，迭遭挫折，甚至不乏“反思”和“悔过”的时候，但终究还是以“牺牲品”的方式，完成了对这种人生理想的献祭。
这里，我们觉得该提及一下他和广州的缘分，或者说，一个“浪漫主义者”与一个“现实主义的城市”之间的奇异缘分。
1909年，20岁的张竞生考入黄埔陆军小学，未几便因思想激进而遭校方开除，遂赴新加坡而结识孙中山。广州于是成了他投奔光明的出发地。1933年，张从巴黎回国，受陆小同学、“南天王”陈济棠之邀，出任有名无实的“实业督办”，后改任参议、广州经济委员等闲职至1937年。这时的广州，更类似他人生的中转站。从此他将注意力几乎全部转向“民生”领域，尤其是农业问题，但收效甚微。1950年春，为避免可能被挟持至台湾而又不愿去香港的情况下，张“逃”到广州，此后一住就是十年。期间，前三年在南方大学“洗心革面”，后七年在广东文史研究馆供职。这段时期，张得到了休养生息，除妻子在老家乡下自杀，及开头所述的那段“爱情传奇”之外，基本没有什么波折，还写作了半自传式的随笔集《浮生漫谈》和《十年情场》。可以说，广州以其惯有的宽容和平易，使一个长期被置于漩涡中的人，晚年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在广州的日子里，张竞生每天都要到越秀山、北秀湖散步，并常常带着五六个孩子。当这些孩子集体拉野屎时，他觉得“最有趣味”，而有时“也蹲下去照样做”。他对广州的好处，如有山有水，有美食、有花市、有活力，是十分欣赏的，认为符合其主张的“美的生活”；而对它的弊处，则不置一词(可能是认为所有城市都有这些毛病吧)。当他“出于体谅国家暂时经济困难”而在1960年申请回乡并终于离开广州时，我们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他的无奈，还是这座城市的遗憾。 (刘琛)
人物词典
心慕“梅花”，命犯“桃花”；本为哲学博士，得到“性学博士”的滑稽绰号，却不以为耻；不做英雄，甘当“小丑”。
梅花·桃花
张竞生是个很“花心”的男人，对所有花都喜欢，尤其喜欢梅花。他说梅花雅洁，“可远观而不可近亵。”然而无论什么花，其实都是植物的性器。爱花与“好色”，看来大有关系。关键是，人类在这两者之间发现了美。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艺术家，或具备艺术气质并热爱生活的人，都是比较“花心”，热衷于发现美、宣扬美、创造美的。而他们的生活，也就或多或少会与花类似。
显然，张竞生不仅是这支庞大的“美的队伍”中的一名“上士”，而且也总是让人将其一生与“桃花”所象征和暗示的种种连在一起，如“情色”、“浪漫”、“风流”、“艳遇”等等。当然，也包括“桃花劫”。从1912年首次赴法留学开始，张竞生的“桃花运”似乎就再也没有断过，然其结果，却有霄壤之别，在国外是春色占尽，在国内则“落红满地”。对此，有人会觉得这是“酒色之徒”(张亦好酒)应得的报应；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桃花”无罪，只是开错了地方。“浪漫主义”本就是法国的特产，将它从里到外“引进”当时的中国，且奋不顾身将自己当成实验品，不成为靶子才怪。尽管张一直强调“美的人生”是肉感、情感、灵感的合一与和谐，但正如鲁迅所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牛·狗·豹
张竞生属牛，也确实有牛的“性格”。当他“顶撞”吃人的礼教、害人的习俗、误人的学问时，那份勇敢，那种天真无畏，便真像一头野牛，奋不顾身地用角刺向“我们父母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东西，许多旧的死了的观念和所有旧的死的信仰，以及诸如此类的死东西”。
而当他被天生的“责任感”所驱使，恋恋不舍地第二次离开巴黎、回到累他不浅的情妇和儿子身边时，便
有点近似“奶牛”了(事实上，不管交情深浅，他对女人都怀有一种“报答”之心)。还有，他对“田园”的终生迷恋，对农业的耿耿于怀，对郊游、素食、裸睡、裸泳的鼓吹，也都无不抖露出其黄牛的“尾巴”。
1970年6月18日早晨，张竞生在饶平厂埔村一间牛棚边的草屋内抱书而逝。同一时刻，毗邻的英粉乡，一头野公牛被几位农民射杀。农民们清楚地看到，公牛中弹倒下时，身上升起一股袅袅青烟。1970年是狗年。那年月(其实何止那年月)，“牛”活得比“狗”难过，丝毫也不足为奇。
如果我们还想对张的遭遇加以形容，那么，“豹”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被聘为北大哲学教授，到出版《性史》，再到上海开“美的书店”，张竞生就像一头“少不经事”的幼豹，一不小心就落人世俗和时代的陷阱。可悲的是，到老，他还被视为危险的猛兽，必要赶尽杀绝，至死也没能逃脱俗世的罗网。
博士·小丑·儿童
“博士”一词，在中国很少被当作日常的尊称使用，而张竞生获得的最高“头衔”，恰恰便是博士——先是哲学博士，后是性学博士。哲学博士是货真价实的，性学博士则是绰号。对此，张竞生皆不以为然。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大学”生涯(不管是作为学生还是学者，不管是在法国还是中国)：“我所学得的是什么?毫无所有。”与其说他是个学有专长的“博士”，不如说他是个生活理想的斗士。要说他有什么真正的学识，那也是巴黎的浪漫生活和那些“洋妞”教给他的，此外，就是卢梭。只要仔细观察他的思想言行，你就会同意这一点。
“一种米养百样人，我不反对别人搞肮脏的政治，当成仁的战士，做宗教的使者。……总需要一名小丑吧?让我来染红鼻子。”可以说，“小丑”，才是张竞生给自己派定的人生角色，他也算尽责尽力了，我们还要怎么苛求他呢?
这令我想起他的“幼稚”来。张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的那些事情，不是很像一个喜欢“拉野屎”的儿童吗?他的确是“思元邪”的(这点与贾宝玉类似)，但别人总将他往“邪处”想，还唯恐天下达不成共识。还是看张自己怎么说吧：“佛家有，‘色色空空，空空色色’之说，就是把色等于空。照情感派说，‘色色情情，情情色色’，就是把情付诸色，即是说无情就无色，情生时然后色才起。我就是有点近似这样的人。”
农民党·小银锄
人由“性情”而知张竞生，却鲜知他还是一个“老农”。他对农业的痴情和研究，说不定连一般农学家也比不上。1933年，张在广州搞“实业”，一开口就是如何“开发山地”，还试图将从化的温泉拉来广州作矿泉水卖。晚年，他说自己，“曾尽许多力量想将龙眼、荔枝变成无核的，像无核葡萄一样。”
1946年秋天，张竞生北上沪宁，想和几个当初志同道合的故友一起创建“中华农民党”，不料故友们早已对农民失去兴趣，只一味劝他当“政府大员”。失望而归的张竞生回到饶平，专门打制了四支小银锄，用木盒装好，分别寄给蒋介石、周恩来和张继。银锄的正面刻“休养生息”四个字，背面则刻打油诗一首：“手执银锄，一二点钟；提神健身，资生无穷。”个中含意，不言自明。
念念不忘“资生无穷”的张竞生还在1953年春，花了两个不眠之夜，写下一万三千字的“我的几点意见”，上书毛泽东。其中以不少篇幅提到，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必须科学地节制生育。而事实再一次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