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1898～1968)，广州人。1917年就读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担任天津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主编，并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成为鲁迅的学生。1927年1月，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许任助教和广州话翻译，与鲁迅在白云路租房同居；10月与鲁迅到上海正式同居。1929年，生子周海婴。1932年12月，通信集《两地书》出版。1949年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会议，历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等职务。1968年3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广州少有的女性名人故居——位于高第街的许广平故居，虽被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已年久失修。
1933年9月，鲁迅、许广平和他们的儿子海婴摄于上海。
许广平：广州“奇女”首席代表
当今天的我们隔着长长的历史时空，回顾广州女子许广平的一生，重温那些或慷慨激昂或平凡无奇的往事时，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位从广州高第街走出来的女子的血液里那种不愿逆来顺受、不安分守己的气质。如果没有这种坚毅的勇气与力量，或许就没有后来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与领袖人物，鲁迅先生也就不会有他“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
无论是幼时的拒绝裹脚、争取到与兄弟们一起进私塾念书的机会，还是强烈要求解除婚约，冲破包办婚姻的牢笼，都已经让许广平不为世俗观念所囿的个性凸显出来。而考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当中，许广平已经在为自己的人生道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并且一直走了下去。进入到“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许广平仍然本性不改，她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带领同学发起了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不羁的性格甚至让她被杨荫榆冠以“害群”的称号。
然而，正是她的不“安分”，正是性格中的淘气和放肆，让许广平遇到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导师、战友、伴侣——鲁迅先生。
从师生友谊到后来那场惊动天下的爱情，许广平并非不知道，那个年代的社会舆论，是容不下她与鲁迅的这种爱情的。面对坚如壁垒的传统意识，面对流言横飞的中伤，她决心以自己的主动出击来争取个人幸福。1925年10月12日，许广平以“平林”的笔名发表《同行者》，大胆表示不慑于“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卫道士的“猛烈袭击”，“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而在《风子是我的爱》中，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强烈的爱情宣言背后，是隐藏在许广平性格命运中的一贯底色。
在爱情受到重重阻隔的日子里，许广平从来没有考虑过退缩。与鲁迅同车南下，鲁迅带着犹豫、彷徨的心态去了厦门，许广平以极为主动的方式让鲁迅打消了种种顾虑，不到半年之后，便下定决心离厦门到广州，与许广平真正走到了一起。在这段备受磨难的爱情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广州女子身上所蕴藏的巨大力量。
与鲁迅居住在上海的十年间，许广平展示出来的，是与之前积极主动的现代女性形象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侧面。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体会．从一个叱咤风云的妇女运动领袖到一名家庭妇女，需要何等的牺牲精神与勇气。但许广平毕竟是许广平，即使牺牲的意向已定，仍然要保留她自己的某种独立性。蒋锡金先生所写《长怀许广平先生》中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许广平始终把鲁迅收入和她自己曾经有的一笔收入严格地分开，这是她在广州教书时积蓄下来的三百元大洋，放在她自己的存折上。她是反对妇女婚后成为男子的附属品的，她说，当然，她不会和周先生分开，但也要设想，万一发生不得不离开的情况，她可以不依赖别人的资助，用这三百元维持自己几个月甚至半年的生活。
了解鲁迅生活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说：“他的夫人决不是他卧室里的一件安适的家具，她乃是他的共同工作者。在某些地方还是他的右手。离开她，他的生活便不可想像。”
广州奇女子许广平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她所具有的人格力量，更有贯穿其一生的执着。后人在面临追求理想与幸福过程中的困惑时，是否仍可以感受到一种力量的存在?
世家·叛逆
许氏家族1772年迁居到高第街，从经商到入仕再到后来的官宦世家，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知名人物。
许广平因为一出生便尿遗母腹，哭声洪亮，被认为是“克父母”。出生后的第三天，父亲“碰杯为婚”，将许广平许给了一个姓马的劣绅家。辛亥革命后，大哥经常向她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许广平深受影响，不仅坚持不裹脚，还争取到了与兄弟们一起到私塾读书的机会，更坚决反对父亲给自己包办的婚姻。1917年父亲病逝后不久，她开始用生活独立来争取婚姻自由，与二哥商量与马家解除婚约，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出一笔钱让马家娶一个小妾替代。包办婚姻终于没有成为束缚许广平的牢笼。
学潮·害马
在天津女师期间，许广平已经接受了进步思潮，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了“五四”运动。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是骨干和领导者，发动了驱逐校长杨荫榆的学潮运动，结果杨以闹事为名开除六名学生，以免“害群”。“害群”即害群之马，鲁迅后来送给许广平以“害马”之称。
学潮期间，她最重要的收获是结识了导师鲁迅。刚开始时，她与同学们一样非常仰慕鲁迅先生。不过，总是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的她，逐渐感觉到鲁迅先生并不“怪僻可怕”后，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而鲁迅也认为她有才气，颇有好感。在他的指引下，许广平开始在思想文化战线崭露头角，发表了大量文章。
广州·爱情
鲁迅与许广平的恋情真正公开是在广州。1926年，鲁迅南下厦门，许广平回广州，两人约好用两年的时间，解决经济上的问题。但半年之后，鲁迅便应中山大学之聘也到了广州，这与他不满厦门的气氛有关，但更要的原因恐怕还是被爱情吸引。据说在厦门时，陷入热恋的鲁迅晚上写完给许广平的情书后，常常等不及第二天早上，常常在深夜越过铁栅栏去寄信。
到达广州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恋情基本公开，不仅接连外出游览、看电影，有来客来访时许广平也不再回避。刚开始时鲁迅与好友许寿裳同住大钟楼，后共租白云楼二楼，许广平也搬过去同住。这可以看做是两人爱情的正式宣言。
鲁迅与许广平在广州正式开始的爱情，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两人共同生活的1O年里，鲁迅的作品数量超过了前20年的总和。鲁迅还特意写过一篇《如此广州》，他认为广州人迷信风气过盛，却蕴涵着一种很认真的精神，这点非常可贵，因为当时中国人的国民性里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马虎”。
流言·伴侣
因为鲁迅形式婚姻的存在，因为两人的师生之名，从一开始起，他与许广平的爱情就注定要面临流言的中伤。
鲁迅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便已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大有双宿双飞之态”，而此时他们并没有同居。1928年，鲁迅和许广平正式同居不到半年，收到一封自称是鲁迅崇拜者的信：“昨与×××诸人同席，两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
尽管面临着沉重的社会压力，尽管也有过犹豫，但鲁迅和许广平最终没有选择退缩。鲁迅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鲁迅和许广平去杭州游玩时，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个孩子。许广平用自己炽热的爱和她性格中特有的开朗直率，让在有名无实的婚姻中自我幽闭二十年的鲁迅焕发出生命活力。
许广平后来解释说：“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鲁迅也承认，在他们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