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1912年5月5日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幼年就读于广州，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6年10月拍摄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引起广泛震动。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别在广州和桂林举办个人影展。抗战爆发后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并赴八路军115师采访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lO月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枪杀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其死刑，被枪决，终年38岁。

沙飞、王辉夫妇与长子王达理、长女王笑利欢聚在张家口。

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1938.9）沙飞/摄

《白求恩和自卫队员合影》沙飞/摄

白求恩遗容（1939）沙飞/摄

大练兵 冲锋（1939）沙飞/摄

聂荣臻与日本小女孩　沙飞/摄

    《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览会上》（1936年lO月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被公认为鲁迅照片中最传神的一张。

沙飞：“中国新闻摄影之父”之死

    一百多年前，摄影术的诞生使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眼睛”及视野；从此，人类凭借这一独具魅力的“目光”，保存了无数转瞬即逝的情景，在见证时代的同时诠释生活，在再现事物的同时描述世界，在捕捉影像的同时感动自己。而今天，当图片的盛宴让人应接不暇时，那些视摄影为生命，并曾以自己发现的独特瞬间揭示存在、定格永恒的摄影者，却大都被忽略或遗忘了。而在他们当中，就有一位出生于广州的中国摄影家。他的名字叫沙飞。

    正像布勒松之于世界纪实摄影一样，沙飞的名字，也几乎是中国新闻摄影的代名词——尽管这一名字曾被历史尘封了四十余载。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战地记者，沙飞用自己数以千计的作品，树起了中国摄影史的一座丰碑；但对他富于传奇的一生，则不论解读或评价，都显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以摄影机作为武器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个最终被精神错乱“葬送”的天才。

    19岁以前，原名司徒传的沙飞一直生活在广州这个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重镇。这个被其开药店的父亲视为“桀骜不驯”的犟孩子，很早就受到各种激进思潮的影响，并显露出一个现代艺术家的潜在气质：对人生苦难的敏感和同情，对自由创造不可遏制的向往；还有热情、幽默与天真。虽然有几年，他曾为了尽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一度屈从于生存的压力，安于待遇优厚的工作和“小康之家”的温暖，但后来他的行动证明，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而且只会逐步加深内心的痛苦。毕竟，“独立行走”才是他至死不泯的志愿。

    1936年秋天，沙飞毅然辞职离家，赴上海寻求“作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的机会。此前，他已迷上摄影和木刻，并加入了“黑白影社”，正式以“沙飞”之名发表作品。是年10月，鲁迅逝世，沙飞因成功地拍摄到鲁迅生前的最后留影及其殡葬情形而一举成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瞩目；但与此同时，却被当局下令通缉，被就读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勒令退学。这成了沙飞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随后，沙飞回到广州，靠借钱举办了自己的首个影展——“沙飞摄影作品展览会”。期间，他先后经历了“生活的压迫，妻子的威胁，商人的利诱”和自杀的危机。但他终于挣脱出来。在《写在展出之前》的文章里，沙飞这样写道：“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在沙飞看来，摄影家必须自觉充当人类投向自由理想的一束永不躲闪的“目光”。

    于是，当卢沟桥枪声一响，刚刚又一次成功举办了“革命性”影展的沙飞，便立刻从桂林只身北上，站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沿。从此，他那独立行走的“目光”，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在血泊和苦难中奋起的祖国，没有离开过那个正义与邪恶、自由与奴役、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斗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年代。在整整12年的血火岁月中，沙飞通过摄入他镜头的一个个画面，完成了一次对中华民族独特而层次丰富的“显影”，使全世界再度被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所震撼。此刻，我们当然可以在这里列举沙飞那一串不朽作品的名单，但我们更想知道，是什么使他的“观照”具有“史诗”般的力量，并经受住了时光的冲刷。这显然是一个秘密。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它肯定来自自由行走的心灵。

    回溯历史，许多所谓精神错乱的人，其实都具有这样一种心灵，只是由于难于承受现实的残酷与控制，而不幸地被“意外”搁阻于人类精神成长的途中，如尼采，如凡高，如沙飞。1950年3月4日，38岁的沙飞因神志失控错杀为他治疗的日本医生而被“自己人”枪决。许多人为之扼腕，然后却深信，他是无罪的。而唯一可以告慰沙飞的，则是祖国的天空，在那里，他的“目光”将更加深邃辽阔，并永远注视着人类迈向自由的脚步。(刘深)

命运·决定性瞬间

　　熟悉摄影史的人都知道，“决定性瞬间”曾是摄影史上影响最大的美学主张和创作原则，它强调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呈现的片刻，摄影者的任务就是通过镜头抓住这奇妙的一瞬。而正是某些“决定性瞬间”，深深影响了沙飞的成长，同时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首先是1931年岁末的某一天。当时的沙飞在汕头电台当报务员，收人不菲，且已娶妻生子。妻子也在电台工作，是“一个比较进步些的知识分子，曾经同情并鼓励我做一个文学青年”。但沙飞同时还“爱上电影和木刻”，正徘徊于三岔路口，为何去何从苦恼着。这时，他看到了一份外国画报，一下便被上面的“几张好的新闻照片”所打动，很快便决定“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由于这个瞬间的决定，中国乃至世界又多了一个卓越的摄影艺术家；而沙飞自己，却几乎失去所有的亲人——他们全都反对他从事摄影，理由很简单：浪费及没有前途。从此，就像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沙飞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承担了生命中难以忍受的孤独。

    1936年1O月，沙飞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决定性瞬间”——抓拍到鲁迅临终前的最后留影。这是鲁迅生前所拍摄的照片中，被公认为最传神且唯一露出笑容的一幅。因此，沙飞为自己的摄影生涯奠定了一块基石，同时却成了一名“逃犯”，并为妻子提出离婚而深受伤害。命运之神让你在这里得到，便会让你在其他地方失去。

    不过，假使沙飞当时没有被迫离开上海，那么，他一生中的第三个“决定性瞬间”，也就不会到来。1937年10月，在太原“全民通讯社”做摄影记者的沙飞刚刚完成对平型关太捷的采访，便见到了五台山抗日根据地首脑聂荣臻。在聂荣臻批准他加入八路军，使他如愿当上一名战地摄影记者的那一刻，我们可以想像，这应是他平生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而在沙飞射出的子弹钻入日籍医生津泽胜前额的那一刹那(时为1949年12月15日)，除了沙飞，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黑暗降临的“决定性瞬间”。由于它的不可逆转，至今仍给人们留下不尽的遗憾和悲伤。

鲁迅和白求恩·导师的面容

    当我们确认沙飞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并把许多美誉加诸其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有两个伟大而纯粹的人，曾被沙飞当作终生的精神导师；而沙飞也用自己敏锐的“目光”，将他们的面容永远镌刻在人类的史册上。

    鲁迅和白求恩——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一个文豪，一个世界著名外科医生；一个为沙飞终生敬仰，却仅来得及和他说几句话；一个视沙飞为同志加兄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心爱的“莱丁那”相机赠给了他。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沙飞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都是难以想像的。

    从沙飞的《自述》中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曾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候拯救了他。当时沙飞正遭到生活的极大压迫(于举办广州个人影展后)，为此“动摇、痛哭甚至企图自杀过”，但他随即记起了鲁迅的一句话：“能生，能爱，才能文。”以及托尔斯泰的名言：“不要让现实的大海把你毁灭。”后来，沙飞更是把留有导师最后面容的底片用小铁盒贴胸紧藏，至死也没有稍离片刻。

    如果说，鲁迅是给了沙飞榜样的力量，时刻激励着他“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的话，那么，白求恩给予沙飞的，则更多的是精神和艺术的启发。在为白求恩拍照的日子里，沙飞不仅感受到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就是一个纯粹而高尚的人。而且为其艺术见解所深深折服。喜欢写诗作画的白求恩认为，“艺术家的作用就是打破平静。在这害怕变动的世界中，他鼓吹彻底变革这一生活的准则”。沙飞无疑是服膺这种艺术主张的，他的那些传世杰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卡帕”·为时代立传

    没有一个真正的摄影艺术家是不配感激和纪念的。因为正是他们的非凡“观照”，深化了人类的记忆、认识、情感、渴求及其表达。沙飞也不例外，但他的突出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对一个特定时代的呈现上。

    沙飞作品聚焦于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场面，包括贯穿其中的政治活动、群众动员、战斗过程和生活情景；影像朴实生动，兼有一种壮美的诗意。沙飞的早期作品，也是他为时代作传的一部分。其中如《南澳岛》组照、《纪念鲁迅先生》组照、《生命的叫喊》、《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