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绍，字少白，广东新会人。1888年入广州格致书院，次年结识孙中山，遂成莫逆之交。21岁入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尤列、杨鹤龄并称反清“四大寇”。1895年入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与孙中山、郑士良逃往日本。1897年赴台湾设立兴中会台北分会。1900年奉孙中山命回香港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与保皇派论战。同盟会成立后，任香港分会会长。广东光复后，任军政府外交司长，不久辞职。民国成立后，退出政坛。晚年以吟诗作字消遣。1934年病逝于北平，遗有《兴中会革命史要》、《兴中会革命史要别录》等文献。
陈少白创办的《中国日报》第一期，对中文报纸传统呆滞的长行直排做了重大改革。
陈少白创办的《中国日报》编辑部同仁。
“四大寇”与关心焉合影，前排右起为尤烈、陈少白、孙中山、杨鹤龄，后立者为关心焉（西医书院学生）
陈少白：国民革命先驱，革命报业第一人
“先正典型惟此老，中山三友独斯人；我来凭吊无穷感，愿祝英灵护国民。”这是1935年初原国民政府高官要人居正在陈少白的追悼会上随感而发吟出的一首诗，这一首颇有盖棺定论意味的诗，用十分简单的几句话，就恰如其分的把陈少白这位国民革命先驱、革命报业第一人的丰功伟绩以及功高仰止但又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完全表达了出来。陈少白也确实是这样一位值得人们记忆的历史人物。
1900年陈少白受孙中山的委派前往香港创办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创办中国日报是孙中山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的结果。他认为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宣传未能深入人心。只有办报，才能更好地宣传革命道理唤醒群众，而香港是一个相对较好较为安全的地点，所以陈少白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马上进行筹备。1899年秋，他从日本购进印刷机器、铅字等设备。1900年元月下旬，陈少白用服部次郎的化名，创办《中国日报》并亲任该报社长和总编辑，杨少欧、陈春生、冯自由等先后任主笔，胡汉民、章炳麟任特约撰述。
对于这份报纸，孙中山、陈少白是寄予很高期望的，在发刊词中这样写到，“至本报之宗旨，大抵以开中国人之风气识力，祛中国人之委靡颓唐，增中国人奋兴之热心，破中国人拘泥之旧习，而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莫之能御也，故欲藉此一报大声疾呼，振聋发聩，俾中国之人尽知中国之可兴，而闻鸡起舞，奋发有为也，遂以之名其报。”
在陈少白的主持下，《中国日报》在思想、内容和编排形式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虐待妇女。在内容安排上，一方面多揭发清政府腐败无能和丧权卖国，另一方面报道惠州、上海等地革命党人的反清廷活动，对于留日学生的风起云涌的革命真实情况，也作了详细的报道。半年之间一批有影响的革命文章让社会各界慢慢开始关注这份报纸，其中《民主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等文章更是引起了广泛讨论，影响波及粤港两地乃至全中国。宣传革命的另外一种重要方式就是批驳保皇观点，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以徐勤为主笔的香港《商报》就革命理论公开论战。文字交锋，连篇累牍。陈少白以革命必先从民族革命开始，才适合时势，理直气壮地批倒对方。在报纸编排上陈少白也引入新风，将原来中文直行排版改为横排短行版式，为后来国内报馆倡导。
不仅要办报，还要经营报馆，不仅要宣传革命思想还要成为革命的基地。中国日报社承载了太多使命，陈少白作为掌门人身上的担子自然不轻，他当时正是壮年人，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尽管事务纷繁，但他勤奋稳重，以身作则。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组织指挥、兴中会内部的人事安排，经费的使用和筹集以及报社的经营管理，都要经过陈少白。对报社各个流程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同时他自己带头执行，每天都是报社起床最早的，没有半点“风流才子”的散漫作风。1906年，陈少白才辞去《中国日报》和香港同盟分会的职务，转而经营实业。
尽管身为国民革命的元老，陈少白却不贪恋权贵，辛亥革命胜利后，只在广东军政府出任几个月的都督府外交司长。孙中山1921年回粤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当过顾问，佐理外交，也是几个月就辞去职务。以后随孙中山赴广西挥师北伐，也不挂官名。1932年南京政府邀请他晋京“共商国事”，同样不接受任何官衔。
陈少白不仅自己不思做官，而且告诫子侄族人，不要凭借他的关系晋身政界。1922年后，他毅然回到家乡江门外海，担任一个小小的乡事委员会主席(乡长)。以一个党国元勋之身，在革命功成后退居乡下，在国民党历史上是鲜见的。就是在陈少白自己撰写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和《兴中会革命史要别录》中，主要以孙中山为主角来描写，关于他个人的描写并不多，特别是关于他主理《中国日报》的事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笔墨，只是在最后才简单地描写了一下。
据陈少白的自述表示，“至于自己过去所做工作，虽然起了某些作用，从整个革命事业来说，是非常渺小的”。他这样一种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无论是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值得受人敬仰，也是留给我们后辈永远的财富。
人物词典
四大寇
1890年，陈少白赴香港前，经广州传教士区夙墀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香港西医书院（雅丽氏医院）读书的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后经孙中山介绍，并得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批准，陈少白由广州格致书院转到香港的西医书院就读。从此，他们便进夕相处，结为知交。与此同时，他们又认识了尤烈(顺德县人)和杨鹤龄(中山县人)，彼此志趣相同，抱负一致，“放言”“纵淡”反清之志，立誓“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当时人称“四大寇”。
兴中会
尽管兴中会是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的。但陈少白第二年就参与其中了，他和孙中山、郑士良等联合香港辅仁交社的杨卫云等人建立香港兴中会，筹备广州起义，事败与孙中山、郑士良逃亡日本，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广结日本志士，如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梅屋等，扩大革命力量。在此期间，康有为、梁启超逃至日本。孙中山欲联合维新派并力推翻清朝统治，特派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与康粱等人进行合作谈判。尽管梁启超与陈少白是新会同乡，双方宗旨不同，当然难于合作，故谈判未获结果。1897年去台湾设立兴中会分会。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陈少白、冯自由等人便在香港以兴中会为基础，进行改组，大量吸收新会员，又利用香港《中国日报》社为会址，于秋冬间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陈少白被推选为会长。陈少白对兴中会的感情很深，在1929年他写了《兴中会革命史要》、《兴中会革命史要别录》等。
番鬼脾气
《中国日报》既是革命党人在香港的集中地，任务艰巨，事务复杂，又来往人多，要招呼食宿或临时安排工作等等，作为企业负责人陈少白是伤脑筋的。他一方面要完成兴中会的革命工作，另外一方面又要经营管理报社，人多物杂事情很多，加上报界中人的工作时间又与一般人不同，尤其是个别有鸦片嗜好的职工，作息更不守时，使得报社的管理相对于其他企业又要麻烦得多。由于革命工作太多，陈少白不可能把太多时间花在报社内部管理上，由此他考虑实行制度管理，从报纸新闻的采访、编辑、印刷、发行、财务开支，一直到职工的作息时间，都有明文规定，各自遵守。同时他自己亲自带头，起示范作用。在报社，他是起床最早的人，打过太极拳之后。便赶到职工宿舍去唤醒未按时起床的职工，他的胞兄陈军海那时来报社帮忙，他也一视同仁，胞兄睡懒觉，他敢不顾情面，拍床叫他起身。他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不许违反。当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肯带头执行，没有半点“风流才子”的散漫作风，人们对他那铁面无私、秉直不阿的性格说作“番鬼脾气”。
实业救国
在创办《中国日报》的期间，陈少白不仅是一个主编，同时更是一位报社经营者，这对于陈少白的经营管理进行了全面的锻炼。1906年，陈少白从《中国日报》出来后就投身于实业之中，通过实业救国。1908年，因维护粤汉路权，获酬金九千元，便以此款在九龙牛池湾购置田产十余亩建农场，并筑房屋移家居住。1910年，他又任香港商工局顾问及四邑轮船公司司理，对于革命政府交通帮助很大，利用航业取得自主合法职权，作为暗中运输械弹、支持内地武装起义和交通通讯之用，繁荣后方。
不久，他发起组织粤航公司，被推任总经理，赎买西濠口英商码头一座，购买法轮两艘，航于广州香港之间。1915年他又与李煜堂设立上海保险公司，任主席。1917年大战末期，英国在香港高价收买旧轮，陈少白乘机将船运公司所有船只卖给英国，结束航运公司。他将所得的股本红利于1919年在广州承买联兴街口一座码头，名曰“联兴码头”，并于码头上建楼作办事处，名曰塔影楼，雇一陈姓同乡主理码头事宜，陈到广州时作为寓所。由于大战后航运复兴，陈将码头出租给东西安轮船公司使用，每月租金毫银三千元，经济收入从此转为丰裕。
乡长陈少自
陈少白回到外海，不当豪绅坐享清福，却主办了多件好事——筑路、兴学、绿化、禁赌、清税。他开筑由江门至外海的公路，建金溪桥、石咀桥；修筑大康路、杏林路、中华路，建中华市场；还建筑公所一座，改变过去在大祠堂办公的习惯。担任乡第二小学名誉校长，带头捐资兴建三座校舍。在他的带动下，乡里的王昌小学、远贻小学、舸吕小学、教睦小学的校舍，相继由乡人投资建设，并做到全乡学童免费入学。他提倡绿化，在他的住宅四周以及公路两旁引种了小叶桉树，以后扩展到所有的荒山野岭，都种上树术。
1931年广东全省征收赌捐公开设赌，面对这种情况，少白欲想禁赌，又碍于当时开赌属合法，他便力劝戒赌。还命乡公所团练丁勇阻止青少年进入赌馆，他自己则手执藤条，坐赌场门外，劝阻陈姓子侄不得聚赌。从此，不少赌徒浪子回头，盗窃案也随之减少，乡中风气为之改观。
趁廖仲恺在粤主理财政之便，陈少白把乡中历来积存下有关田亩赋税的糊涂账清理，应交则交，应免则免，请政府重新核实，杜绝刁吏劣绅的徇私舞弊，同时增加政府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