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1969)，祖籍福建上杭，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清朝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大哥陈衡恪，民国初年大画家。他1902年留学日本，1909年考入德国柏林大学，1914年回国曾任蔡锷秘书，1921年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1925年回国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1929年改任清大教授，1939年受聘英国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在昆明期间完成第一部专著《隋倍制度渊源略论稿》，1943年夏执教于燕京大学，期间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一书，1949年后历任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撰写《柳如是别传》，“文革”被抄家，1969年病逝于广州。

1941年陈寅恪与港大师生合照，前排左起：陈君葆(2)陈寅恪(6)马鉴(8)；后排左起：金应熙(2)

1940年代末的陈寅恪　　　图片来源：南方周末

陈寅恪：我不是过客，我是归人

　　关于陈寅恪在1948年为什么选择岭南度过他的“最后20年”，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似乎陈寅恪可以有很多选择，留在这古称“瘴疠之地”的岭南好没道理。

    现在看到陈寅恪的弟子王永兴先生的回忆。在北平临上飞机的前夜，陈寅恪对问及他今后打算的王永兴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天气好适合养病，而陈序经校长的远见卓识，还有王力等一批老朋友，使得岭南占了地利人和两大优势。

　　当陈寅恪决计不去台湾(他已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不去香港(他不愿留在殖民地）和国外(1945年他就有留在英国的打算)，在大陆，岭南不是一块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托身之地吗?无怪乎，陈寅恪在1951年的赠妻诗中写道：“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

　　应该说，岭南20年的大部分时光(除了1958年的批厚古薄今运动和“文革”的4年)，陈寅恪的生活大部分是在平静中度过的。前八年教学、著作都较愉快，后八年虽不教学，但仍然专心著述。岭南给了这位国宝级的人物“国宝级”的待遇。从中共高层领导的“点名关怀”到学校当局的悉心照顾，从工作助手的配备到每天的伙食补贴(包括膑足后的护理)，使得陈寅恪能在双目失明(后又加以膑足)的情况下仍能撰写上百万文字，几占其全部著述的一半。

    虽然在1953年仍有“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度五羊”“一瞬百年强过半，不知何处觅家乡”，诗句自比岭南过客，但同时又拒绝北归(称北来的人物“北客”)理由是“畏人畏寒”，虽是托辞，但未尝不可看出岭南已和陈寅恪生活交融在一起。

    可以说，岭南为这位国学大师提供了一块乱世中的绿洲，一个避风港，一个置身局外的边缘位置，在这里，他冷眼旁观当局“改男造女”，看读书人“涂脂抹粉”，宗朱颂圣。算起来，岭南是陈寅恪一生中待得最久的地方，他的埋骨之地。

　　而陈寅恪又为岭南留下了什么?有人说，陈寅恪的思想非形成于岭南，其学术研究与岭南无涉，有人说，岭南文化乃商业文化，市政化，与陈寅恪代表的精英文化学院文化搭不上。

    对于前者，我要说，陈寅恪的到来，使岭南大学(后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大学，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印证了“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这句活)，对岭南学术影响深远，而陈寅恪在岭南撰述的上百万文字理所当然地成为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对于后者，涉及到对岭南文化(及广州城市文化)的定位问题。每种文化都应有多个层面，而最基础的、最底层的，我认为还是一种普遍性的现代文化(精英文化)，没有底蕴的商业文化，必然走向庸俗化，粗鄙化；没有现代思想文化精神的培育，市民文化又何以形成和发展?很难设想，一个城市没有相当的大学、研究基地、报刊媒体，没有一批知识人、文化人，这座城市的文化索质何以能得到提升，文化个性得到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出现了一批领风气之先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但他们的成就取得，他们的活动舞台大多是在广东之外。(巧的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时，就曾网罗梁启超、黄遵宪为其新政推波助澜)，这是否与岭南没有给他们提供一块原创性的土壤和一个施展的空间有关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陈寅恪留下的，正是岭南缺少的，仍需要的，这就是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学术独立意识，他的知识良知与人格，他与中国文化共命运的责任承担精神，以及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都应成为岭南文化学术和教育的灵魂。陈寅恪不应是岭南的过客，岭南不仅是他的埋骨之地，也更应是他的思想精神长驻之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语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8年)。文中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现。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53年，陈寅恪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重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这是秉着学术独立的原则，陈寅恪提出了让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的条件之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的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又曾经说：“我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不仅独立于政治，还要独立于金钱。晚年撰写《柳如是别传》的用意之一也在于彰显这位奇女子身上反映出的民族独立、自由之意志。综观陈寅恪一生，不论为人、为文，始终如一秉持独立、自由之精神。故1964年在写给他的弟子的文章中，他能坦然地说：“默念平生因未尝侮食自，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月”。

    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说起来并非陈寅恪首创。从蔡元培的“兼容并济，思想自由”，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持中立到陈序经的“注重自由讨论”，这一本应成为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为人为学底线的准则，现在却成为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能身体力行而又向心无愧者有几人。陈寅恪的独异正好凸现出中国知识界的悲哀，这也是陈寅恪得以走出学院，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的原因。

保守与现代

　　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写道：“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却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或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同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重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迢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以求一亡之心安而义尽也。”所以，王国维之死，是殉文化而死，“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既是王国维的挽词，也是挽中国文化，更是陈寅恪自已之心声表达。以文化托命人自居，陈寅恪似乎走了一条与胡适、梁启超相反的“保守”之路。然而，此“保守”又决非守旧，决非抱残守缺，这是一位饱读中国传经典籍而又深得欧美学术思想精髓的通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洞见。陈寅恪指出，中国未来思想要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未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在考察两千年中西思想接触史后所得出的结论。中国文化，虽在现代日渐褒微，但其本根未坏，缓以时日，必有复振的一天，故陈寅恪所做，一方面足“承续先哲服坠之业”，一方面“开拓学术之区域，补前修所未逮”，这是一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创造性转化工作，“保守”与“现代”就这样统一在陈寅恪的身上。而陈寅恪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身心两面均与文化“感同身受”，切身体会文化遭遇的痛惑与哀感，成为“以学术正面担当民族苦难的人”，这在一个现代化、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时代，尤其显得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