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省三(1882～1965)，广州番禺化龙镇人，著名中医学家。幼年随傲乡村医生的父亲学医，12岁丧父后，一边做杂工维持生计，一边苦读中医学名著，17岁因治好家乡瘟疫而名声鹊起，1910年迁居广州南关西横街开黄崇本堂行医，1924年赴香港，开始钻研西医医学理论，是中国倡导中西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的先驱者，他治病药到病除，驰名省港澳。1955年回广州，历任中山医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至1965年逝世时行医65年，医术高超，医德高尚，论著10多种。在肾炎、肺结核、急性阑尾炎、流感等领域均有开创性成就。逝世公祭时，周恩来总理送来花圈。
黄省三：上善若水 大医精诚
中文词语中常包含着充满智慧的辩证法，如“危机”二词。癸末年春天猝不及防地降临神州大地的“非典”疫情，一度令许多城市成为人心惶惶的“危城”，对于冲锋在前的中国医学界更是一场生死考验。“非典”病魔终被迅速控制，这不仅令一度失落的白衣天使形象重树民间，而中西医结合的神奇疗效，更令全球医学界刮目相看，长期以来未能获得西方认可的中医再一次迎来了迈向世界的大机遇。
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并将由此引发世界医学的突变。它的源头，可追溯到上世纪上半叶一些中医所开始的探索，而生于番禺的南派医学权威黄省三便是其中的杰出先驱者。
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与疾病作搏斗的历史，千万年的繁衍生息离不开医学。而作为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脚步并驾齐驱的一种文化，中西医学分别深深烙着不同文化特征的烙印，各自有一套看起来迥然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基础上，把生病的人看做一个整体，通过草药调理人体而达致阴阳五行平衡；而在西方，从1676年荷兰学者列文虎克发明了世界第一台显微镜起，发现细胞是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后，西医学便步入了微观世界，其治疗理论是把人体中的病菌病毒作为消灭目标。从今天看来，中西医互有短长，以草药治病的中医副作用小，但诊治手段笼统模糊、药效也较慢，而结合现代科技的西医则诊断精确、化学药物见效迅速，但副作用的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
黄省三踏上职业医师之路并一鸣惊人也因一场来势凶猛的瘟疫。然而，军阀统治下的混乱社会则比瘟疫更凶狠，一代名医却无法立足广州。1924年的一个很小的历史机缘——在广州南关西横街“黄崇本堂”医馆行医的黄省三因不堪歹徒的“打单”(勒索)，连夜逃往香港。这次有点仓皇的赴港，不仅是黄省三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也使医学发展史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中西医这两种在各自轨道上发展数十个世纪的科学开始走向殊途同归。
而初到香港的黄省三敏锐地意识到：强调实验等现代科技手段的西医比中医更精确、更易令人信服，中医必须在面对挑战中主动与现代科技结合，寻求新的发展。于是，一直靠自学成名成家的他，在年届不惑时又开始了全新探索：学习日文，去“啃”日文版西医经典原著，还花巨资购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并聘清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力行中西结合。这种把两种医学融合并取长补短的试验，使他在肾病、肺结核、流感、麻疹等等许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在中医学探索上，黄省三可谓当时锐意革新的新派人物，他突破数千年中医的封闭传统，进行了“西化”，甚至被许多老中医同行视为异端。其实在行医为人上，黄省三却是深受着儒家传统的影响。幼年丧父的他事母至孝，日夕侍奉至她满百岁仙逝；对病人从不分贫富贵贱，都以谦和礼仪相待，一生中给贫苦患者诊病免收诊金、自掏腰包付药费不胜枚举；对于学生和后辈，都倾心将一生绝技毫不保留地传授。他是“出世”的，一生深居简出而钻研医术；又是“入世”的，除了65年不辍行医外，解放后，在祖国一声召唤下便放弃了优厚待遇回国，穷晚年全部精力奉献于中西医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发展上。观其一生，可谓是绝不愧对“大医精诚”四字的一代儒医。
中医是中国国粹，自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氏、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医生扁鹊以来，数千年来名医辈出，使中医发展成了博大精深的科学文化宝库。然而，直到今天，统治世界主流医学的仍是西医。黄省三所倡导的与实践推动的中西医结合学，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国内得到了长足发展，但要世界普遍认可，仍有待医学界的长期不懈努力。
读万卷书·医万人疾
黄省三是泰斗级的一代名医，但他不仅从未接受过学院派的系统教育，也没有机会正式师从名医学艺，甚至幼年受过的普通私塾教育也极有限，而他渊博的学识，却是同辈医学家中罕有的。这完全靠他数十年如一日不倦汲取积累而来；他取得卓越的医学成就，则是在他一生行医共达65年的漫长岁月中，对数以千万计的每个病例中悉心总结而得。
1882年，黄省三生于番禺化龙镇的乡村医生家庭。当时乡村中没有药店，父亲黄紫轩常上山采药为乡亲治病，受耳濡目染的黄省三幼年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本来他可以顺利地继承父业，但他12岁那年父亲即与世长辞，留下了贫寒的家境和几箱古典医籍。13岁起，黄省三便在一个乡间当铺起早摸黑地打杂来维持生计，生活的重荷却磨灭不了他决心继承父业的意志。每晚当铺关门之后，他便在铺中挑灯把父亲遗下的线装医书一本本诵读、钻研，后来当铺老板怕他夜读易惹火灾而禁止，他每晚便躲进村里的更楼中继续孜孜不倦地攻读。
这样默默的用功终于使黄省三17岁那年一鸣惊人。这年适逢瘟疫流行，蔓延凶猛，别无良策的乡里长辈见黄省三晚晚夜读医书，便让他试着为乡亲治病，当铺老板在当铺侧门摆上一张台，这便成了他第一个医馆。他细心诊察，灵活运用所学的医学知识，一医界新手竟能药到病除，救人无数，几十里乡亲踊跃来就医，随着他把瘟疫控制下来，黄省三的名声也随之鹊起。
从此，黄省三踏上职业医师之路。
在家乡做了十余年乡间医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1910年，28岁的他自信地步人大都市——广州，在地处繁华市中心的南关西横街(今北京南路旁)开设“黄崇本堂”医寓行医。上世纪20年代中又到香港继续设馆悬壶济世，因为救治了无数病人、治好大量奇难杂症而驰名省港澳乃至世界华人社会。而他的医术日益炉火纯青，所开医馆数十年均门庭若市，许多华侨慕名专程从海外回来找他求诊。
黄省三医术的不断提高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爱书如命，从幼年至80多岁高龄的晚年，都博览群书不辍。他一生深居简出，更从不赴宴，除了治病救人，稍有业余时间便手不释卷，一生读过的各种书籍过万卷。据后人回忆，由于他长期勤于背诵，博学强记，练就出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回到广州，70多岁高龄的他常参加广州各大医院的专家会诊，常当场指出病者症候记载于某书第几卷第几页，所述从不差错，令同行钦佩不已。他毕生还十分注重搜罗收藏古籍医书，共藏有上万册，许多都是珍本孤本，他去世后，他的后人根据他遗嘱把这些书全部捐赠给广东医科院图书馆，泽被后世。
融会古今·医贯中西
上世纪20年代，广州这座城市有上百个派系的军阀盘踞，各立山头对商家市民征税，社会治安十分混乱。1924年，在广州行医的黄省三因不堪歹徒“打单”(勒索)及人身安全的威胁，不得不连夜离开广州。这次有点仓皇的离开，不仅是黄省三人生的一大转折，也使中医发展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黄省三到香港跑马地礼顿道继续设馆行医。当时英国殖民者统治香港已数十年，西医的医院已经渐出现并兴起，但香港市民仍多以中医中药来治疗保健。这时的中医大多都墨守成规，对西医学充耳不闻，大多中医师连“细菌”、“血清”等都不肯相信。好学的黄省三却开始接触外国医学，他敏锐地意识到：强调化验、实验等科技手段的西医对病症的诊断比中医更令人信服，而诊治方法一直较模糊的中医在发展数千年后即将面临重大的挑战，中医要发扬光大，既要继承其博大精深的传统，同时要走上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道路。
于是，黄省三在深入钻研中国古典医学的同时，悉心研究西方医学理论。当时译成中文的西医原著很少，而日文版则相当多，年过不惑的他便学习日文，去“啃”日文版的西医经典原著。他不仅“纸上谈兵”，还真金白银地花巨资购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并聘请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力行中西结合，相互取长补短。
黄省三是以当时极新的西医科技手段对病症进行确诊，同时运用中药方剂进行治病，这使他的医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在对心脏病、慢性肾炎、麻疹、肺结核、霍乱、伤寒等疾病的治疗上，用中药治疗能药到病除。在抗菌素尚未面世的当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强调治病必求于本，这用药平和，故疗效持久而无副作用，深受社会各界赞誉和同行的尊敬。
对于古典医藉，黄省三博览古书而不“泥古”，对于现代西医，吸收其理论素养及科技手段，再结合中国数千年医术精髓。在他这里，博采古今医学之长，把中医西医融于一炉，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全新的医学体系——中西医结合学开始诞生，而黄省三是我国提倡中西医结合的中华医学新体系的先驱者。
上世纪50年代初，年近古稀的黄省三开始把他一生的行医经验进行总结著述，在香港和广州渐次出版，如《肺结核实验新疗法》、《肾脏炎肾变性实验新疗法》、《急性阑尾炎药物新疗法》、《白喉病药物新疗法》等共有十余种，其中多部都一版再版，被医学界奉为该领域必读著作。黄省三的高徒、现任中山大学医学院内科学博士生导师的叶任高教授告诉记者，他本人行医40年，在肾病治疗方面一直沿用黄老前辈在肾炎、尿毒症等方面的治疗原则，而且疗效非常好。
仁心仁术·一代儒医
中国自古有“医乃仁术”之说，而黄省三的高徒叶任高教授对老师最简洁的评价是：“仁人”。
黄省三气质儒雅、和蔼可亲，病人在他面前一坐便有如沐春风之感。不管来求医者是贫富贵贱，甚至不管能否付得起诊金，均一视同仁，细心诊察病情，耐心听病者诉说，剖析病因病理，详细说明药方煎服方法及服后反应等等。病者往往一下子对战胜疾病的自信心骤增。据后人回忆，有不少病者还未服药便自觉病情好转。
对于贫困病者，黄省兰常赠医送药，他一生为多少贫苦人免费医治难以计数。只要他观察到经济困难的病者，不但分文诊金不收，还在处方上加盖印章，病者到药店配药都不用付钱，由他自掏腰包与药店结账。
在儒家思想长期作为主流的中国，评价各行业杰出者都有向“儒”这“正宗”靠拢的惯例：这正如岳飞等能文能武、心忧天下的将军被称为“儒将”；像“红顶商人”胡雪岩等被称作“儒商”；而知识渊博、富有儒家思想的良医被称作“儒医”。黄省三自幼年起一生不辍于向古典医籍求索，同时博览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典籍，无论个人品行还是报国理想，都受儒学思想影响甚深，可谓一代儒医。
黄省三早年丧父，事母至孝，每天早上亲自到母亲床前请安，晚间必到母亲房中问好；母亲如有不适、他必亲奉汤药。由于他的悉心侍奉，他母亲足足活满了一百岁无疾而终。在他出版的第一本医学著作的时候，他本人年近古稀，父母双逝，他还在该书的扉页印上“谨以此书之成，奉献给先父黄紫轩公、先母卫太夫人”以示不忘养育之恩。
据其子侄辈黄永俊等后来的回忆，黄省三待人一向彬彬有礼。凡乡亲到他医馆求医治病的，诊治完毕，无论他工作多忙碌，都亲自送到门外，站在门前鞠躬送客；而黄永俊作为子侄到他家中做客，黄省三也一样执意要躬送到门外，这使后辈们十分过意不去。
上世纪20年代，黄省三因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连夜悄然离穗赴港。而解放后，在香港已行医三十多年，已成为誉满港澳、收入丰厚的名医的黄省三，1955年却利用旅游的机会突然从澳门举家迁回广州。这事轰动港澳及海外，从后来他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话中，可看到他当时那种报效祖国的心怀：“回国来为国家服务，与在香港时为个人生活，意义大不相同了。只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残民以逞，才不得不羁居香港，但是谁人不怀念自己的家乡庐墓?所以解放以后，我从报刊消息，亲友相告，知道了共产党的各项优惠政策，尤其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如此重视中医，对我的确是极大感召，因此我决心把我的一些经验，多年来研究的一得之愚，贡献给国家和人民，于是我毅然回到广州。”(见《文汇报》1955年9月14一日)。
黄省三大半生超然于政治和任何组织之外，一个人潜心行医及研究。而回国后，积极出任公职：如任中山医学院教授，无私地传道授业，培养后辈医学者；出任广东省卫生厅顾问、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等职，极力推动中国医学特别是中西医结合学的发展；还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而在回国的十年中，在社会活动。和门诊之余，他更分秒必争地总结提炼毕生的经验，著作一本本问世。
1965年6月24日，黄省三医生与世长辞，而他以超卓医术、高尚医德而誉满海内外，在他逝世的追悼会现场，庄严地放着周恩来总理送来的悼念花圈。
平生逸事
曾受国家领导人赏识
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当时北京的医生救治效果并不明显。孙中山身边的人士得知黄省三在南国医界的名望后，邀请他北上参加专家会诊，黄省三火速收拾行装赶赴机场，准备全力救治伟人。不料，当他正准备登上飞机前往北京时，北京方面却传来噩耗：孙中山已不幸逝世。
上世纪50年代中，黄省三在国家统战部的动员下，举家从香港回到祖国，他被选为第二、三、四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每次开两会期间，会期虽只有半个月左右，但他必须在北京留一两个月才能回广州，因为常要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病。有趣的是，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一批领导人都对黄省三的医术十分信服，但毛泽东却从未找黄省三看病，也许是因为觉得黄省三的诊治已西化太多的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