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基(1875～1947)，原名梁缄，字慎余，广东顺德人。广州名医、华南著名制药商。自清末便开始从事医疗和医学教育。1879年毕业于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博济医院南华医学堂，任广东夏葛女子医科学校药物学教师，同时自设诊所，行医济世。时华南疟疾流行，创“梁培基发冷丸”，开广州制药业中西药结合之先河，行销华南及东南亚，成为富商。发起创办光华医社、光华医学院，并创建汽水厂、民众烟草公司等企业。
梁培基：一个“非典”医生的济世之道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症，虽然一度令人措手不及，但也使得一部分医生，重新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久违的典型形象：恪尽天职，以自己同样脆弱的肉身狙击苦难。由此观之，一代名医梁培基，反而更像一个非典型医生。他虽是近代广州医卫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但在其一生的历程中，做一名医生，更多的只是铺垫和前奏，无论是表现还是业绩，都不如其作为一个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实业家那样出色。
1875年，原名梁缄的梁培基出生于广州河南(现海珠区)一个木船作坊主家庭。正是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年代，在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无一例外地遭到质疑和挑战的同时，对异质文化的接受与仿效也在逐步地进行和展开。对此，由于甚早开放“通洋”的缘故，广州的应对显得比较从容，而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如临大敌。在这种氛围下，读完私塾、风华正茂的梁培基也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新学” (西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最终选择了西医。1894年，粱缄改名梁培基进入外国教会开办的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三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后，他留校任助理教师，不久又兼任刚成立的广东夏葛女子医科学校药物学教师，同时自设诊所，开始了一个现代医生的职业生涯。
新鲜事物的出现总是艰难的。梁行医初期，由于民众缺乏对西医西药的认识，有病都习惯用中医药治疗，因而业务清淡。直到他治愈一富家子弟的顽疾后，声名鹊起，局面才为之改观。有鉴于此，梁培基开始尝试结合中西医药的优点，从中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医疗之道，谁知一不小心却走上了“致富之路”。
当时，正值华南地区疟疾连年流行，思维活跃的梁培基以近代广东人特有的视野和机敏，顺势大胆推出一种自制的治疟疾药物，命名为“梁培基发冷丸”(广东民间称疟疾为“发冷”)，及时投放市场。该药采用中成药丸的剂型，以治疟疾有特效的“硫酸奎宁”为主要原料，再配以中药甘草粉等制成，疗效显著，很快便畅销华南各省区，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药。而梁也从此弃医从商，完成了由一名职业医生到一位实业家的角色转换。
从1902年起，粱培基全力经营制药业。随着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短短十数年间，梁培基药厂已发展成为广东药业翘楚，而其“镇山之宝”发冷丸，更是远销到美国和南洋等地，年销最达100万瓶。这时的梁培基，已是名闻遐迩的巨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另一个更为朴索的身份——医生，更没有放弃尽一个典型医生的天职——解除疾苦，救济苍生。为此，他创办了著名的光华医学堂(中山医科大学前身)和光华医院(国内最早由中国人自办、中国人任教、用中文讲课的西医学校和西医医院)；而为普及医疗卫生知识，他还创办了《医药卫生报》。
在中国，“为富不仁”或“为仁不富”早已是一条似乎无须验证的定理，但梁培基的所作所为，却处处与之相悖。这只能说，某些人是不能归类的。正像他的挚友潘达微一样，粱培基也是个天生的仁者兼通才，你很难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医生，却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典型的“良人”——良心、良知、良能“配置齐全”。万事本无是非高下，关键在乎存心；至于成败利钝，毁誉得失，则无碍君子之行。梁后来还做了不少“功德”，亦不过是为此多增添一些佐证罢了。比如最为时人称道的两件：一是主持创办广东首家“旅馆医院”——珠江颐养园留医院，二是开发从化温泉。
在为开发从化温泉竭力奔走的时候，梁培基已上了年纪，但一如往日活力十足、勤勉过人。他属于这样一种人，这种人的天性就是对生命和“人”充满了深切的热情和爱。从年轻直到晚年，梁培基始终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各种“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并将它们与百姓疾苦、民族命运和社会进步紧密地连在一起。在资助名士潘达微创办广东第一份平民画报《时事画报》以及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中，在为对抗“洋货”而进行的一系列兴办实业的经营实践中，都跃动着他的身影——尽管挫折与失败也曾如影随形地相伴其间(其所创办的中华汽水厂、民众烟草公司和富强炼奶厂等先后破产)。
不幸的是，战争到来了——它粗暴地打断了无数人的正常生活，也包括梁培基的救世之道。1941年冬，避居香港的梁培基被迫又回到早已沦陷的广州。战争结束后(1947年)，梁在故乡顺德安然辞世，享年72岁。 (刘琛)
木舟·济世
童年时代，梁培基最熟悉的一件物事，大概就是木船。他的父亲梁奕乾既是一个造船匠，又是一位船坊主。由于长子早夭，他便将承继家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次子身上。偏偏梁培基对装船不感兴趣，虽然堆在房前屋后的大大小小木船，曾经是他成长的主要背景，以及了解世界的开端。见此，父亲又把他安排到友人所开的商店当学徒，想让他沿着商人的阶梯一步步向上攀登。但儿子仍无兴趣，不久便辞退回家，再度令父亲失望。恰在这时，父亲的好友力劝他到外国教会开办的博济医院学医，梁为之所动，决心前往一试。但母亲何氏却坚决反对，因为她深信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洋人会勾魂摄魄的邪术，惟恐年方二十的宝贝儿子被害。后来，见丈夫已答应，才勉强同意，但一定要儿子改名“培基”(取培本固基之意)，才肯放行。就这样，粱培基终偿所愿，读上了他理想中的西医学校。
尽管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梁当时的动机，但从事后的结果看，梁的选择肯定含有济世救人的初衷。而这不能说与他的出身和从小生活的环境没有关系。船本身就是一种渡河济水的工具，并且很早就被当作一种“济世救生”的象征，如“慈航普渡”、“苦海津梁”等等。梁后来成为一个终生在探索“济世之道”的医生，也许是一种宿命。
梁培基的“发达”是从炮制“发冷丸”开始的。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是疟疾造就了他。但深入探讨下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是知识，或曰知识的力量，使梁培基成为那个时代的财富英雄。
如果不是掌握了西方医学的专业知识，不具备一定的中医学术基础，不拥有对社会民生的广泛了解，“粱培基发冷丸”的问世，就是难以想像的。当然，粱的精明及其出类拔萃的创意，也是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今日的“知识经济”和粱培基的创富历程之间，明显可以看出一条连贯的脉络，而这显然富于启迪意义。
用广州人的话来说，梁应是典型的“食脑一族”，绝对属于那种最先懂得把知识通过专业+创意+广告而转化为财富的“经济先知”。其他不说，仅看梁为推销“发冷丸”所作的广告策划，即使在广告业发达的今天来看，你也不能不由衷叹服。那则广告是这样的：第一天，报纸上只刊登“梁培基”三个大字(立即便引起读者的好奇)；第二天，在其后多加一个“发”字登出(此时读者已议论纷纷：你梁培基“发”了，也不必广而告之吧?)；第三天，续添一个“冷”字(奇峰突起，爆笑的喜剧效果将广告效应推向高潮)；第四天，再将“丸”字推出。至此，整条广告完成。“梁培基发冷丸”于是妇孺皆知，梁培基的大名也不胫而走。
温泉·天医
广州人，甚至广东人，很少有不知道从化温泉的。它在上世纪50年代，已是广州的旅游疗养胜地。从化温泉的开发始于1931年，而梁培基是对其倡导最力、贡献最多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作为一个医生，梁培基首先看中的是温泉的治病和疗养价值；其次，他认为该处风景优美，环境宜人，开发旅游事业也大有前途。于是，他和刘沛泉、陈大年等当时名流一起，在从化县长李务滋的邀请下，共同发起组成“从化温泉促进会”，积极着手温泉区的开发。梁率先在其中心处兴建一座单层松皮房舍，起名“玉壶溪馆”，并扩大温泉眼，围设浴室，供游人作温泉浴之用；同时开辟公路和连接各景点的道路，以便交通往来。随后，他又向各界人士倡议，可出资建造纪念性或商品广告性的风景建筑物，为温泉增色。后来，他又在河西区兴建平房三幢，作为广州珠江颐养园的分园，并在园后的巨石上刻“天医处”三个大字。
“天医”即“以大自然为医”之意，而这也是梁培基一贯的医学观。他深诸东方传统医学的精义，认为亲近大自然永远是人类保持健康的法宝。这一认识也充分体现在他创办珠江颐养园留医院的实践上。
珠江颐养园留医院坐落在环境幽雅的二沙岛，仿照日本“旅馆医院”的模式(医院设备齐全，有固定护士，病人入院，可在市内自由选择医生，邀请到院诊治，全市医生也可介绍病人入院，由自己继续诊治)，由梁培基邀请一干社会名流集资40多万元共同创办(梁自己投资占一半以上)。为解决与外界的交通问题，梁还特设电船过渡，以方便人们入住治病及疗养。凡医医身，圣医医心。作为医生的梁培基游刃于凡圣之间，而这，或许就是“天医”的另一个绝妙注脚。
甘草·顺德
甘草是一种奇妙的中国药草，其貌不扬而其昧甚甘，用途最广却从不显赫。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和”——所谓和百药而解百毒。我们在几乎每一张中医处方上都可以看到它，但它的名字，却总是被排在末位。这可能是一种忽略，但也可能是一种“后其身而身先”的强调。人间也有一种像“甘草”一样的人，梁培基即是其中之一。
他朋友多，社交广，但不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一样待之亲切，处之和睦，从不厚此薄彼；与人合作或共事也是恪守中道，以和为贵。他行医制药，广作善举，只知实实在在地尽其应尽义务，却从不以施者自居，更无沽名钓誉之“富贵”恶习，如同甘草尽其用而莫知其用。总而言之，甘草的精神就是一种“顺德”——和顺之德。梁培基的一生也近乎如此。如果让他评价自己，他也许会说，我没做什么，我只是顺从了自己的天性。有趣的是，他的命运也仿佛顺从了一只无形巨手的指引——作为顺德人，虽生于广州，却在顺德仙逝——从而完成一个圆满的寓言。 (剐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