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1905～1945)，曾用名黄训，广东番禺人，中国著名电影作曲家，音乐家，中国电影音乐创业史上的先驱者。先后创作了影片《壮志凌云》中的《救亡进行曲》、《青年进行曲》中的主题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的主题曲、《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歌剧《军民进行曲》等。
冼星海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作曲家，他与聂耳的电影音乐一起，构筑了中国电影音乐的骨架。因积劳成疾，于1945年逝世于苏联。如今，在哈萨克斯坦的旧都阿拉木图东区，还有一条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街——洗星海大街。1998年7月，江泽民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还亲笔为冼星海故居题词：“忆星海，黄河涛声蒙回于耳；访邻邦，友谊之花绚丽夺目。”
1983年，客死苏联38年的冼星海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人们在广州白云山旁幽美的麓湖之畔为他营建了陵墓，以示对这位人民音乐家的爱戴和怀念。
冼星海与妻子钱韵玲、女儿冼妮娜合影。
冼星海：情感与艺术同样完美的大师
较早的时候，冼星海是教材里抽象的概念，虽然白纸黑字一再强调他是人民音乐家，但头脑里的印象还是淡漠又淡漠；后来知道广州有以他命名的音乐学院，惜乎盛名指代的也只是巍峨的建筑而已。只有当埋头进入故纸堆，在研究冼星海的苍茫一生时，笔者才会不经意地在某一个凝神的瞬间感受到凛冽的英雄之气－－从脚底来，如沐春风；从头上来，醍醐灌顶；从四围来，催人回到那个飘忽的年代。
英雄无处不在，但只有英雄以人的姿态出现，才会被强烈地感知。
和今天的音乐人一样，冼星海热爱生活，性格爽朗，拥有浪漫的情怀。一位专家告诉笔者：“冼星海有四个女朋友呢!但是你别写出来，破坏了他的形象!”为什么有四个女朋友就是不光彩的事呢?－－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一个法国姑娘爱上了他，初恋本是天山上的百合，纯净且神秘，异域风情又含蓄地衬出些浪漫来；钱韵玲是他的真心爱人，接受他的呵护，又时刻为他祈福，真是天作之合；亡命苏俄时，一位俄罗斯少妇又伸以援手，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人；还有一位姑娘，笔者找遍史料，无奈最后徒增“云深不知处”的遗憾——爱生活，爱朋友，爱妻子，接受真爱也付出真爱，这是人类最正常也最高尚的情感。
正因为具有多愁善感的情思，正是因为具备健康、高尚的情感，命运才能打造出冼星海这样一位杰出的音乐大师。
冼星海热爱音乐，他以初恋的热情和宗教的虔诚来学习音乐。他20岁左右才开始学拉小提琴，被同事们戏谑地称为“宰鸡能手”，要不是揣着对缪斯的爱慕之心，恐怕他早已放弃了；在巴黎，他穷得揭不开锅，却还要倔强地举起指挥棒。纨绔子弟们鄙夷他，善良的旁观者也劝他偃旗息鼓，冼星海却咬牙坚持。这份倔犟和顽强一如当年“惶惶若丧家之犬”的孔子－－孔子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却还理直气壮地宣称“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将物质之“贫”和通达之“穷”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冼星海颇有些神似，他冥冥之中认定自己缺的是“饭票”，横溢的注定是才华，所以，为什么要放弃呢?
冼星海热爱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坦率地告诫朋友和亲人：“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为祖国谱曲就此成为天赋的使命。想像一下吧，在全延安没有一架钢琴的情况下，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军民进行曲》等一生中主要作品的大部分创作，为抗战鼓与呼，这该是怎样的一个奇迹——这种反差在音乐史上的大师贝多芬身上有所体现，那德国天才最杰出的作品，几乎都是在他后半生近三十年的耳聋状态中创作的——冼星海流落异邦时，为前苏联、蒙古的解放军和老百姓们创作了大量振奋人心的音乐作品。虽然语言不同，但是艺术的感染力却不曾削减一分；虽然沉疴日笃，但是精神之火、艺术之光的迸发却不曾削减一分。憧憬世界正义的冼星海忘记了：西伯利亚不比浪漫的巴黎、不比热火朝天的延安，那里天寒地冻，你付出得越多，身体的消磨便越快。
就普通人而言，40岁上老去，不妨叫做英年早逝；就冼星海这样的音乐大师而言，40岁上归去，留下的就尽是夭折的遗憾。如果冼星海按照恩师保罗·杜卡斯的要求留守法国，恐怕他早已成为像贝多芬那样伟大的音乐家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却在40岁时长眠于异乡，并且直到1983年才魂归故里(骨灰被家属从苏联接回)，确实是莫大的损失。英雄并不匮乏丰沛的情感，英雄应该得到真实的、有实际意义的尊重和爱护。
新加坡·星海初长成
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番禺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广州疍家)。在他出生前，父亲冼星泰已经去世，襁褓中的小星海，只得随母亲到澳门，投靠以捕鱼为生的外祖父。幼年时，珠江上纤细委婉的船娘曲、粗犷低沉的民谣、亲切优美的渔歌，令冼星海异常着迷。溽暑退去时，他在江畔走着，静静地听，累了，便躺在堤坝上，撑起腮帮子，情不白禁地“咿呀呀”学着哼唱。在外祖父的帮助下，小小年纪的冼星海很快便学会用竹箫吹奏广东水乡民歌。
1911年，外祖父去世后，冼星海随母亲漂流到新加坡。母亲黄苏英吃了没文化的亏，于是为人帮佣，省吃俭用也要让儿子去读书、接受正规教育。冼星海在私塾学习了四年，又到英国人的学校补习了一年英文。由于成绩优良，12岁那年，冼星海被招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培正中学读高小。在那里，求知若渴的冼星海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祖国辽阔壮丽的山河令他神往，幼时记忆深处的桨声灯影、渔歌号子愈发鲜活，他暗中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冼星海爱好文学、书法、美术、体育和音乐，曾任校刊《星社》的美术编辑，发表过《中国书法略谈》等文章。在业余时间，冼星海以惊人的毅力投入到音乐的学习中，他学过单簧管、小提琴和乐队指挥，吹、拉、弹、击样样精通，是学校乐队的积极分子和活动骨干，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活动及演出，被称为“南国箫手”和“青年小提琴家”。
1918年秋天，冼星海和母亲回到朝思暮想的广州，进入岭南大学附中读书。为了对音乐作进一步的探索，冼星海又考上北京音专、上海音乐学校，专门学习音乐。
巴黎·塞纳河畔的追风青年
1929年，冼星海因参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冼星海毫不气馁，他坚信“闲云野鹤无常往，江天何处不可飞”，毅然决定到法国巴黎留学。
1930年，冼星海到达巴黎。因为人生地不熟，他只得在一家法国人开设的北京饭馆当跑堂。后来，通过马思聪的介绍，冼星海得以随法国著名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并曾先后追随巴黎著名作曲家德印第学习作曲，跟巴黎音乐学院著名教授加隆学习“对位”和“赋格”。学习之余，当别的三五相约在塞纳河畔散步、切磋技艺时，冼星海却必须在北京饭馆从事十分繁重的体力活。“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即便在这样窘迫的环境里，冼星海还是写出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作品《风》，受到当时巴黎音乐学院教授保罗·杜卡斯的欣赏。
随后，在保罗·杜卡斯的支持下，冼星海报考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并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成为保罗·杜卡斯的学生。按照学院惯例，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可获得荣誉奖，当主考教授问冼星海需要什么作奖品时，生活清贫的冼星海羞涩地回答：“饭票。”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们被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在困难面前始终保持高昂学习兴趣的小伙子所感染，他们决定破例为冼星海免费供应膳食。1931年，冼星海，开始了梦幻般的音乐学院生活，系统学习了作曲、指挥等各方面的知识。
上海·以音乐救亡的志士
艺术没有国界，艺术家却是有国界的。在保罗·杜卡斯无奈却始终赞赏的眼光里，冼星海在1935年夏天，毅然决然踏上了归程。
在上海，经田汉和张曙的介绍，冼星海参加了“歌曲作者协会”，并结识了进步音乐家任光、吕骥、贺绿汀等人。此后，冼星海开始探索、创作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反映工农大众心声的新歌曲，他先为电影《时势英雄》写了插曲《工人运动会歌》、为救亡歌曲《战歌》谱曲。不久，冼星海先后在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电影公司任职，谱写了著名电影《夜半歌声》主题曲、插曲《热血》、《黄河之恋》，并为电影《壮志凌云》谱写插曲《拉犁歌》。后来，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和诗人塞克合作创作了《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赴战曲》等爱国歌曲，用音乐鼓舞中国人民英勇战斗。
“八一二”事变之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二队，随队到江苏、河南等地演出、宣传抗日。1937年10月，冼星海在武汉发动了十余万人参加的长江上火炬歌咏大游行，场面蔚为壮观。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危难、大众的疾苦，激发了冼星海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边创作，边宣传，边游行，边谱歌。《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起重匠》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在那时完成的。
延安·像火一样燃烧
1938年秋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邀请冼星海任教，同年11月，冼星海和妻子钱韵玲排除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和干涉，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奔赴延安。第二年春天，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全面封锁，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边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冼星海和鲁艺的师生们一起上山开荒，刨地打土。在热火朝天的生产运动中，冼星海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大型歌舞话剧——《生产大合唱》，讴歌边区人民自力更生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冼星海与鲁艺合唱团女声部
随后，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创作了划时代的音乐巨著——《黄河大合唱》。作品以排山倒海的雄壮气势、热情奔放的旋律，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热情地歌颂了不屈不挠的争取自由解放的英雄儿女。1939年5月11日晚，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晚会上，毛泽东对《黄河大合唱》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7月，周恩来自重庆回延安，听了这部作品的演出后，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很快，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被推上国际舞台，成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斗檄文和喧天鼙鼓。
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后因苏德战争爆发等原因，冼星海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因劳累和营养不良，冼星海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战争结束时，他虽回到莫斯科治疗却未能愈痊，于1945年10月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病逝，年仅40岁。
身边人物
钱韵玲：真心爱人
冼星海于1937年10月3日到达抗战中心武汉，停留了363天。那时33岁的他把主要心思花在谱写抗日歌曲上，时局的动荡和生活的漂泊使得他一直孤身一人。
在冼星海组织的歌咏队里，有一个叫做钱韵玲的小姑娘，是文化名流钱亦石先生(著名社会学家，中共党员)的女儿。钱韵玲当时在武汉第六小学任音乐教员，才19岁，是歌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认识并崇敬冼星海，冼星海也认识她，但两人一直没有交往过。直到钱亦石先生1938年1月29日逝世，在2月27日的追悼会上，冼星海才知道钱韵玲是他敬仰的前辈钱亦石先生的女儿。
这之后，两人有了逐渐多的单独交往，感情发展很快。1938年7月20日他俩在文化人聚会较多的普海春(后为江汉路物资局招待所)举行了婚礼，来参加的有田汉等不少后来的文化巨匠。
马思聪：热情的介绍人
1929年，24岁的冼星海来到巴黎，想学习音乐，便找到先到巴黎的马思聪，希望马思聪介绍他跟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
见面之后，奥别多菲尔先生叫冼星海拉了一曲之后即皱起了眉头，显然是不满意星海的琴艺。当他问明了冼星海的年龄时，眉头皱得更紧了。马思聪立即向老师讲述了冼星海贫苦的身世和决心学习音乐的艰苦历程，最后，奥别多菲尔先生终于被打动了。他对冼星海说：“好吧!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了，现在不要你的学费，但愿今后上帝赐给你每天48小时。”
李立三：异乡的朋友和同志
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就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很热情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请到自己的家里住下。
李立三又为冼星海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身患严重的疾病，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四个多月后，他于1945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病逝，终年只有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