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聪(1912—1987)，广东海丰人。中国小提琴第一人。12岁赴法国学习小提琴，先后入南锡音乐院、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后又师从著名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学习小提琴，师从作曲家毕能蓬教授学习作曲。1931年回国后主要在广州、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地从事演出；同时，又先后在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多年辗转于华南、西南各地坚持从事频繁的演出，并先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馆长等职。1950年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1966年后长期旅居美国。1987年5月，病逝于美国费城。
形神兼备的马思聪雕像
马思聪：让小提琴有了中国的声音
以佛家的解释，某些事情姓命运早已注定了的。史铁生也说过，我们面对将来的时候，似乎有许多条道路可以选择，但回首一生时，却发现只有一条路是我们的命定之途。
在马思聪音乐艺术馆见到那把珍贵的嘎米如牌小提琴时，我以为，这把小提琴与其说只是马思聪的心爱之物，倒不如理解为他生命的象征或许更为合适。我宁愿相信小提琴是命运给予马思聪的一件礼物。
11岁那年，大哥送了他一把小提琴，从此，马思聪就与音乐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这种乐器贯穿着他的整整一生：远赴异国学的是小提琴，成为中国赴西方学习音乐的第一人；回国开办音乐院，又成为举办小提琴独奏会的第一人；解放前，从香港辗转回到国内，随身带着的就是这把小提琴；1967年从国内出走时，小提琴仍然是他唯一随身之物。
尽管写出了大量优秀作品，但将小提琴这种西方的乐器与中国民族音乐结合，无疑是马思聪最明显的成就。他“用西洋音乐的技巧、中国民歌的色调，写出了中西合璧、独具一格的作品，既不同于经典的西洋音乐，又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马思聪不仅开创了小提琴在中国的新时代，更以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乐坛的地位，不仅开了风气之先，更是领风气之先，与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法截然不同。马思聪的好友苏夏教授评价说，他是“小提琴民族化唯一的代表人物”。
如果仅仅是简单地在中西之间寻找平衡，如果没有足够的才情与天赋，所谓的结合，很可能会导致一个不伦不类的结果。事实也证明，并不是所有接受西方教育的人都可以开创出一条自己的路。创新，从来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马思聪曾在一篇谈音乐创作的文章中说，“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吃在广州’。的确，广东菜是很有名的，但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老鼠、猫、蛇一切可以吃的都去吃，他们是不怕冒险的。”马思聪之所以能够痴迷音乐一生并成为音乐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是否可以认为这与他的个人性格、与养育他的这方土地有关?
所谓“天性多情句自工”，马思聪能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他个人的音乐天赋与秉性使然。难能可贵的是，马思聪从来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音乐家，反倒是在音乐创作中，处处体现出他广阔的视野、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之情。从而使他超越了一般音乐家的狭窄天地，成为无可争议的音乐大师。在深度上，他有《祖国大合唱》这样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交响乐；在音乐性上，他既有《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种纯粹的音乐作品，又有《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作品；抗战期间，他写了《永生》等大量慷慨激昂的爱国作品；旅居海外年事渐高，他还能创作出舞剧《晚霞》、《热碧亚》……
不过，他流传最广的作品当属《思乡曲》了，即使不是音乐爱好者，也都对那优美的旋律耳熟能详。联想到他的20年异国生活，感叹之中，是否又能感觉到一种命运的安排呢?
不可否认的是，马思聪出走海外的经历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页。尽管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中，他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马思聪从来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与洒脱，反而在客居异国的二十年里，仍然只是专注手他的音乐，始终对祖国饱含深情。
隔着重重的时间之河，我们今天似乎仍能聆听到回旋在马思聪生命里的音乐之声。他的艺术之音，他的思乡之情，他的生命之歌，一切都化在那把小提琴里，尽在那绵绵不尽的琴弦声中。
音乐神童·名师高徒
马思聪1912年5月7日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父亲马育航书生出身，接受过新思想，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曾任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在兄妹八人中，马思聪排行第三。由于自小聪慧，6岁时，父亲即把马思聪送到广州培正中学附小读书。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子。在这里，马思聪在音乐方面的天赋逐渐显露出来。据说，7岁时他听人用风琴弹奏中国乐曲后，心有所动，不久也学会了弹奏。
1935年，马思聪曾写了《童年追想曲》一文，回忆了自己步入音乐之宫的历程：“我的家庭一向和音乐是很隔绝的，亲戚里头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箫的人是办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和音乐接触的机会很少。我第一次听见音乐是我3岁那年，在外祖母家里听留声机，母亲说我那时跟着唱片一齐唱，唱得怪有趣的。”
但真正在马思聪的人生道路上起到重大影响的人，是他在法国留学的大哥马思齐。1922年，大哥因为跌伤腿回国治疗，随身带了一把小提琴送给马思聪。马思聪第一次看到小提琴，立即被那黄灿灿的颜色和美妙的声音迷住了。第二年，年仅12岁的马思聪便随大哥一起来到法国，开始了他一生漫长而曲折的音乐之旅。
马思聪刚到法国时，大哥给他请了一位小提琴教师。对于一个刚刚12岁的孩子来说，远离父母独在异乡为异客，语言又不通，尤其是每天周而复始地练琴，无疑是非常枯燥的，许多童年的快乐都失去了。但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马思聪，反倒磨炼出了一种坚强的性格。
为让弟弟受到良好的音乐训练，大哥决定送马思聪到南锡音乐院学习。在这个幽静而美丽的城市里，马思聪除每天学法语课外，还系统地学习了音乐基础理论、视唱练耳、钢琴、单簧管，当然，最主要的是学习小提琴。第一年的总考，马思聪获得了最优第二奖。
马思聪对音乐的渴求，使他决定投考欧洲著名的音乐学府——巴黎音乐学院。为了准备考试，经朋友介绍，请巴黎国立歌剧院提琴独奏家奥别多菲尔给他进行指导。第一次见老师时，马思聪演奏了《西班牙交响曲》。奥别多菲尔听后兴奋异常，认为这个东方少年的音乐表情非常好。在他的指导下，马思聪每天练琴达6个小时，进步非常快。
但在考巴黎音乐学院以前，他颈部出了毛病，夹琴的部位长了一个疙瘩。马思聪不得不到法国一个疗养胜地去进行了9个月的治疗。1928年暑假，他终于考进巴黎音乐学院奥别多菲尔提琴班，他也成为巴黎音乐学院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技惊四座·知音无数
1930年，马思聪回到国内，很快便以娴熟的技巧、美妙的琴声轰动了国内乐坛，被誉为“神童”。17岁的马思聪从此成为名闻遐迩的小提琴演奏家。他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行了小捉琴独奏音乐会，深得音乐界人士和广大听众赞誉，当时的报纸称：“神技一奏，全场屏息凝听。其顿挫抑扬，令人神志飘逸。”“听众深加赞赏，叹为绝无仅有。”
1930年马思聪来到广州，受聘于欧阳予倩领导的广东戏剧研究所，与音乐家陈洪共同主持一个小型管弦乐队：他任首席提琴兼指挥。不久，马思聪深感到我国音乐创作作品的贫乏，他认为，小提琴虽是西洋乐器；但同样可以描绘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中国人民的生活。于是他决定再到法国学习作曲。经过他在各方面的努力，终于获广东省政府资助，1930年再次来到法国。
马思聪这次是从师作曲家毕能蓬学习作曲。毕能蓬在教学上极其认真，他对马思聪说，在作练习时，绝对要严格遵守原则；而在创作上却要尽量自由，尽量与东方旋律相融和。毕能蓬的艺术思想及原则，对马思聪影响极大。
1931年冬，马思聪再次回国。1932年，他与陈洪共同创办了私立广州音乐院，亲自出任院长，这一年，他才20岁。
1934年5月，马思聪被聘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委员；此时，他开始了室内乐创作。1934年到1935年，他分别在上海、南京、广州、香港等地再次巡回举行小提琴独奏会。尤其在香港，他的提琴演奏深得中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香港英文报《南华早报》称马思聪的演奏“为十年来在港所开音乐会之最妙者”。马思聪为了向北方听众和音乐界朋友介绍小提琴艺术，也为了充实自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1936年在北京连续开了三场独奏音乐会，结识了许多音乐界的朋友，也让自己更深刻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北京之旅让马思聪对中国民间音乐产生了极大兴趣，这使得日后马思聪在创作中体现出浓厚的民族风格。
抗日斗士·爱国情怀
1937年抗战爆发后，马思聪以他的音乐为武器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战中，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往返于各地举办各种义演，慰劳抗敌将士，还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他到香港写抗战歌曲，组织并指挥合唱团到电台播音。1939年，中山大学撤到云南，他接到邀请，由香港到云南中山大学任教。在重庆演出、创作期他结识了左翼音乐家李凌等人。李凌送他一本民歌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使他的创作出现了新的转机。正如他自己说的：“我开始进入利用民歌来创作的新途。”
抗战胜利后，马思聪先后出任过贵阳艺术馆馆长、上海音乐协会理事长、广州艺专音乐系主任、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职。
1948年马思聪参加广州学潮，失败后迁往香港。1949年春北京解放，中央决定把在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接到北京。马思聪一家与郭沫若一家等一起，从香港绕道大连到北京。不久，他被任命为华北人民文工团副团长、燕京大学音乐系教授、全国文联常委、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0年6月17日，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马思聪为院长。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马思聪参加历届人代会；作为音协副主席，他为发展中国音乐事业热心地工作。1965年初，马思聪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代会后，创作了歌曲《永远向前》。
历史现场
1967：出走真相
作为一个艺术气质浓厚的人，马思聪性格可以用谨慎来形容，但在“文革”期间，他为什么能够冒着巨大的风险出走海外?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这要从马思聪当时所遭受的环境压力说起。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沣回忆说：“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竟然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过后不久，大约是1966年9月份，马思聪对我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
1966年8月中旬，一次大抄家之后，夫人王慕理带着女儿马瑞雪去了南京，躲在妹妹王志理家中，儿子马如龙则避居广州舅父家。
趁着中央音乐学院两派造反组织内战，对“黑帮”的看管相对松了一些，马瑞雪回到北京后在一位朋友家里见到了父亲。两人长谈了几个小时，仍不能说服马思聪冒此一险，但马思聪经过一夜的反复思考后，终于下了走的决心。1966年11月中旬，马思聪化装成工人模样，还揣上了他那把心爱的小提琴，登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1967年1月15日夜9时，马思聪一家四口，乘船悄悄驶出黄埔港口。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他们到香港后，过境到美国定居。对此，周恩来曾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件憾事，其中一件就是马思聪50多岁了还要流落国外，我心中一直很难过。”
1985年2月，中央文化部发出《关于为马思聪平反的通知》：“鉴于马思聪先生在1967年初全家出走国外，是由于在‘文革’期问遭受极左路线残酷迫害的结果……原认定马为叛国投敌分子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消除影响。”
马思聪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想着立刻回国来看看。然而他的这一愿望没有来得及实现，1987年5月20日，马思聪因患心脏病手术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
传主自自
我为什么离开中国?
马思聪到美国后，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讲话，说明了离开祖国的原因。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人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