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国团(1937~1968),广东珠海人,生于香港。
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1961年,在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作为主力.帮助中国队第一次夺得男子团体冠军。
1964年后他担任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在他和其他教练员的指导下,中国女队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团体冠军。
“文革”中容国团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月20日。自缢身亡。
1987年,容国团的铜像在他的故乡珠海市落成,这是我国第一座著名运动员的雕像。
容国团在第26届世锦赛决赛中。
容国团:历史造就他的辉煌和悲剧
在中国,如果提起体育运动,乒乓球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运动项目;如果要提起乒乓界的人物,容国团又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个。事实上,要写中国体育的历史,容国团注定是要大书特书的第一人:他拿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晚清以降,列强人侵,国力衰微,“东亚病夫”竟一度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国际地位的低下进而引申到国民体质的否定,显然,对民族心理是个极大的刺激。越是在弱小的情况下,自尊心理就越强烈,然而,国际地位的低下又不是短时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所以,中国人迫切希望能在体育运动中寻找回自信与尊严。事实上,这种心理在许多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存在,只有美国这种各方面都领先的超级大国,才会单纯把体育当作体育,梦之五队输了球,仍可以泰然自若,不会上升到民族灵魂的重新审视的高度上来。
体育,从来就不只是运动这么简单。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体育界也在酝酿着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客观上来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人获得世界冠军是迟早的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早年的诗句说: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豪情壮志喷薄欲出。
容国团抓住了机遇,开创了一个时代,为中国体育史书写了一个辉煌的序曲,他本人也成为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一个世界冠军头衔,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地位上升的明证,而其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小小的乒乓球,让这项起源于英国的运动项目在中国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普及开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球与超级大国,甚至成为著名的乒乓外交的载体。
更值得一提的是,与其说是一个世界冠军成就了容国团与乒乓球,倒不如说是他“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坚定信念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个反问句式的格言,我以为,其实正是尚在探索中的中国人民在那个年代的回音。容国团从一个被认为是不适合再从事体育的运动员,到毅然回国打球,再到夺取世界冠军,没有过人的辛勤与努力是难以想像的。他的奋斗与成功,正是那一个大时代背景的缩影,从他作为榜样的经历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无形的激励力量。
然而,历史造就了容国团的辉煌,也造就了他的悲剧。
从他最后选择自杀这条路来看,可以说,容国团是迷失在政治的漩涡之中,是“文革”历史的产物。他从来只是个体育运动员,对政治形势显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仅仅因为说了一些所谓的背叛朋友的话,就自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又何必?巴金老人说,谁在“文革”中没有说过假话呢?才子如郭沫若、冯友兰,不也一样地要随波逐流?就我所见,能真正在严峻形势中不为所动的,大概只有陈寅恪一人吧。容国团的这种深深自责,让我们今天看起来,是那样的可贵,也让许多说过假话却从来没有后悔过的人感到惭愧。
容国团的死,固然有其个人性格过于敏感脆弱有关,但再往深一步分析,大概也与他在海外地区的经历有关。尽管对于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容国团是早有领教,并且深恶痛绝,但在那种环境之中形成的文化理念是无形而长久的。当他刚回到国内时,对那种旧制度下的天地发生的变化会感到由衷的喜悦与兴奋,爱国之情是空前的。他的香港朋友张五常就说,容国团是非常崇拜毛泽东的。从云集天安门广场的百万红卫兵的历史图片中,我们已然知道此言不虚。
但是,一片火热的赤子情怀,与现实的残酷直接面对时,尤其被诬陷为“潜入革命队伍的特务”时,容国团内心的失落简直可以用巨大来形容。与他一样从香港回国的两个运动员,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自杀,既是偶然的巧合,又是一群人在那段历史中的必然。与容国团经历相似的一个例子,外在与内心的暴风骤雨交加之时,老舍先生也是选择了自杀的方式,而刚回到国内的当初,他曾是那样满腔热情。
历史从来都是由人写成的。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员的容国团,以他从辉煌到悲剧的一生经历,与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无意中为那一段历史标示了一个醒目的注脚。
后生可畏·名声大噪
小时候,容国团的舅舅经常带他去一家银行的娱乐室里看打乒乓球。这个俱乐部有各种康乐设施,且经常有香港乒乓名手和外国人到此练球。容国团非常喜爱乒乓球,主动给人家捡球。舅舅也是个乒乓球好手,后来曾代表广东省电力系统获得过全国乒乓球联赛的团体亚军,见他这么喜欢,便抽空教他打几板球,一来二去,容国团逐渐迷上了乒乓球。
容国团真正成名是在1957年初春。这时,香港一年一度的乒乓球锦标赛开始,容国团代表公民队参加了这次角逐,一路过关斩将,取得决赛权,准备与南华队决一雌雄。南华队几员主将见容国团和邓鸿波两位年轻选手所向披靡,感到后生可畏,生怕万一自己有一个什么闪失,到时下不了台,于是通过乒乓总会暗中密谋,要求容国团打“假波”让出这一届冠军,并允诺送一笔钱给容国团作为补偿,但被容国团断然拒绝。结果公民队赢得团体冠军,容国团接连获得男子双打、单打冠军,打破了香港乒坛史上的纪录,一时间他声名鹊起。
这时候,容国团独辟蹊径,经过苦心钻研,成功发明出一种新的发球技术,并运用到搓球之中,取得了奇效。这种技术后来不仅对中国乒乓球技术、战术、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对世界乒乓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他三年后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单打冠军的有力武器。
隔了几个月,正如日中天的日本乒乓球队乘夺得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四项锦标的声威,到香港访问比赛,其中就有两届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的日本选手荻村伊智郎,结果容国团以2:1取胜荻村,更是名声大噪。
贺龙之约·回国效力
港英政府开始注意到了容国团,准备花高薪请他去英国打球,但容国团对英国政府向来没有什么好感,更对当时黑暗的香港体育界深恶痛绝,反倒是几次到内地比赛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打球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此时,仿佛一个晴空霹雳落到容国团的头顶:他患上了香港人俗称为“肺痨”的肺结核!
病情的发现让容国团体验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也更坚定了他回国打球的决心。他写信给当时的广东省体委,请求批准他回国工作。广东省体委外事处收到信之后,立即核实情况并开会研究,结果,考虑到当时广州乒乓球队整体水平较低,同意吸收容国团这样的香港优秀球员加入广州乒乓球队。但对于接收一个医学上已鉴定为不适宜再做运动员的香港选手,广东省体委还是有些不同意见,个别思想激进的负责人认为容国团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球员,因此迟迟没有答复容国团。
1957年,容国团随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访问,见到了许多老朋友,看到内地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情况,非常羡慕,感慨万千。在一场比赛中,容国团先后击败了全国冠军王传耀、傅其芳、胡炳权等名将,成为港澳联队唯一不败的选手。
容国团希望能回到国内来比赛,回香港之后,他把回国近一个月的感受向采访他的记者说了出来。不久,香港工联会负责人接到省港澳工会主任卢动的指示,前来拜访容国团的父亲容勉之。他对容家父子说:“北京有人建议请阿团回国效力,你们意见如何?”容国团即抢着问:“请我回国的人是姜永宁,还是傅其芳?……”答案竟然是“贺龙元帅”!
1957年11月下旬,容国团正式接到了贺龙的邀请信。不久,19岁的容国团背着简单的行装,告别了相依为命的双亲和街坊球友,在工联会工作人员陪同下,迈步走过深圳罗湖桥,回到了国内的大舞台。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广州进行身体调整一年之后,容国团进入了国家队。
1959年4月初,在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爆出一条特大新闻:男子单打进入前八名争夺战的,有一半是中国人!但高兴仅持续了两天,中国选手在第六轮的单打循环赛中纷纷落马,进入半决赛的只剩下初出茅庐的容国团一颗“种子”了。容国团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容国团充分发挥了他球路广、变化多的特点,他尤其精于发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术均佳,并创造了发转与不转球、搓转与不转球的新技术,一连斩下六名大将,最后取得了与匈牙利选手西多争夺世界冠军——“圣·勃莱德”杯的资格。
拥有20年比赛经验的老将西多在过去几届世界大赛中,曾先后九次荣获团体、单打、双打冠军,有“巨无霸”之称,也是连闯七关进入决赛,并曾多次战胜过容国团。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西多将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经过集体研究,教练组给容国团制定了两套战术,一套采用上旋拉攻突破西多的右防,使他不能稳守一个位置;另一套是针对西多转身不大灵活,用拉左杀右、拉右杀左的战术,使他措手不及。
4月5日下午,在8000多名观众的注视下,一个36岁的老将与一位21岁的后起之秀站到了比赛台前。第一局,容国团以21:23失利。第二局容国团以21:12扳回一局,笫兰局又以21:15再胜。第四局,容国团越打越有信心,而西多方寸大乱,终于以14:21败下阵来。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在国际赛场上拿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中国体育走向世界,这是个起点。这是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最高潮,也是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走向一个新纪元的历史标志。
自责·自绝
“文革”之后,大字报铺天盖地,关于容国团的也不在少数,令他胆战心惊。傅其芳和姜永宁,也是从香港回到国内的著名运动员,已经被称作是“潜伏在革命队伍里的特务”,终于选择了自杀这条路,自己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迷乱之中,容国团第一次想到了死,这个念头从此就挥之不去了。
造反派在傅其芳和姜永宁的死上面大做文章,要挖出所谓的“潜伏特务组织”,专门成立一个调查组,到处搜集黑材料。不久,造反派找容国团到训练局二楼的一个房间问话,要他老实交待写请战报告的同伙和他本人在香港的历史问题。随后,又私下扣压容国团,一审几个小时,采取车轮战的办法逼容国团交待撰写请战书的同党。在造反派们一再逼问的情况下,容国团说了李富荣、张燮林等人的名字,造反派一听十分高兴,连称“没事了,你坦白了仍是我们的同志”,放容国团出来了。容国团一出门口,立刻就后悔了,接连用力捶打自己的胸口,他觉得自己出卖了队友,当了可耻的叛徒!
过了半天,他很快知道李富荣等人被揪斗了,陷入了自责和内疚的泥淖之中。他无法宣泄自己的歉疚之情,这更加速了他本来就不堪重负的思想压力,最终从精神到身体走向崩溃。傅其芳、姜永宁被游斗、毒打、凌辱的残酷情景又一幕幕地呈现在他的眼前,还有被他“出卖”的队友,生死未卜。他实在找不着自己苟延残喘下去的理由。
容国团写完三封遗书之后,走到一个养鸭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最后终于站起身,上吊自杀。一代球星就此悄然陨落。这一年他刚刚31岁,正是而立之年。
逸事
差点进了娱乐圈
容国团在香港打球成名之后,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指名要见容国团。这是个笑态可掬、英俊伟岸的男性中年人。他一进门,容家的人差点叫出声来:“这不是鼎鼎大名的电影明星张英嘛?”当时,张英是粤语片中的大明星,可谓是家喻户晓。
张英说,容国团现在出名了,人又长得俊俏,我看他打乒乓球的神态,觉得他有表演天分,不如就让他跟我学习做戏吧,包他能走红起来。大明星张英竟然想收容国团为徒弟!
其实,容国团小时候就喜欢看电影,也曾幻想过要做演员,况且他几乎天生就喜欢音乐和文学,加上面相端庄,身材修长,平时谈吐幽默诙谐,气度也大方飘逸,确实是演戏的好苗子。
但容家权衡得失,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容家当时的顾虑,主要是传统观念作祟。因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香港,演员与走江湖卖艺的戏子一样,是下九流的角色。戏班给人的印象不佳,演员总与吃喝嫖赌、抽大烟连在一起。此外,容国团的乒乓球艺正上轨道,一下转行放弃也未免太过可惜。
张英先生见容家忠厚,也不便强人所难,只好遗憾地和自己喜爱的容国团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以纪念两人的相遇。临别时张英先生称赞说:“国团,你很有大志,将来必成大器。”
属于中国的一瞬间
25届世乒赛男单决赛前,舆沦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匈牙利的西多肯定获胜。前三局容国团以2比1领先,第四局,容国团采用了正手拉侧上旋球的办法,球到对方台上弹起后往右拐弯,使西多进攻难以瞄准,攻势随之减弱。随着容国团最后的有力一击,计分牌被定格在21比14上,男子单打圣·勃莱德杯上第一次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