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仁(1875～1944)，祖籍顺德，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1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委员，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3年参加福州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在上海病逝。
陈友仁：近代中国外交的一个时代
1911年，陈友仁和往年一样，离开特立尼达岛，去伦敦度一年一次的假。在那个偏僻的孤岛上，他是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富足律师，有产业有别墅，有妻有子，但他总觉得那里天地狭小，要感受更广阔的世界，还是需要去伦敦。
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与伍连德博士。这时候，辛亥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三人虽然从未回过中国，也不会说一句中文，却在心底深处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关心有加。三人越说越兴奋，一激动，下了一个平生最大的决定：回到中国去。他甚至连家都没回，义无反顾地去了中国，说做就做，这倒符合他果断的性格。
不知道这算是陈友仁人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一去，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职业从律师变成了报纸编辑、革命者、外交家，也让孙中山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和助手，让国民政府中多了一个出色的外交部长。
华侨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言不虚。无论是在哪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无处不在无处在，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尽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陈友仁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分割开来。这么强烈的感觉，多少与他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辗转流落到特立尼达岛之后，仍然忘却不了旧国旧事，一直对儿子说起从前，这种言行对儿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终于一有机会，陈友仁回归到了中国。
陈友仁刚回中国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栖身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他办过一段时间报纸，渐渐以文得名，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此后的生涯也一直与这个名字分不开。
从时间上来看，陈友仁1918年才开始追随孙中山，时间不算早，但他得到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不仅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更在此后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参与了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作了重要铺垫，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陈友仁的生涯中，追随孙中山是一个亮点，另一个亮点就是他的外交成就。都说弱国无外交，但陈友仁偏偏在西方列强面前，显示出了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彪炳的一页。
在第一次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期间，适逢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罢工以胜利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但也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相当关系。陈友仁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殖民者制造了惨案，自食苦果才引起工人罢工，解决罢工“最少当寻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迫使英国方面多次与国民政府淡判。
在处理省港大罢工的外交淡判中，陈友仁已显示出出色的外交才华，那么，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陈友仁书写了他外交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不久，陈友仁便约见英国公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等。而1927年初发生的英军刺伤群众的事件，陈友仁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须于二十四小时内撤出水兵，由中国政府派队进驻英租界，否则再有其他事件，概不负责”。他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运动和外交途径，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第一次取得胜利。
当时的上海，由军阀孙传芳控制的《申报》在这段期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陈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
放弃优裕的生活，追随孙中山，推行革命外交，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事实上，贯穿陈友仁一身的，始终是爱国”两个字。因此，尽管他不是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本人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骸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算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与承认吧。
华侨·律师
陈友仁(尤金·陈)1875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祖籍广东顺德。父亲原是当地的一个木匠，后来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后逃至香港，再迁居到特立尼达岛。陈友仁的母亲祖籍深圳宝安。凭借着中国人特有的勤劳，他们在当地经营了几个零售店，生活逐渐富裕。
1898年，他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当地一位著名律师史密斯看中了他，愿意收他为徒弟，经过5年的学习，他获得了初级律师、转让证书者和公证员的资格，此前这种资格只授予具有英国公民权的人。陈友仁成为了特立尼达的第一个华人律师。
归国·转折
陈友仁随即开设了自已的律师事务所，敢作敢为，他在当地第一个雇佣了女秘书兼打字员。不久就以友好、有效及诚实的信誉赢得了客户的信赖，特立尼达的大部分华人与印度人都成为了他的长期客户，他很快便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经济上日渐寓裕。他先后投资了几个种植园，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一跃成为当地的著名人物。他的儿子陈丕士追述道：“他在几个可可种植园投了资，……他也是首批购买拉不雷亚的一些油田的人士之一。他还在巴里亚的一个小岛上拥有一座别墅。”
陈友仁并不满足于在特立尼达的富裕生活，他设法安排了一年去英国度一次假，在那里，他结交了不少中国留学生。
尽管从未回过中国，但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陈友仁从小就胸怀大志，知道自己虽然拥有英国国籍，但血液里仍是个中国人，祖国的兴衰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报效祖国一直是他的一大心愿。
主编·投笔
1911年秋天，陈友仁与往年一样到英国去度假。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和伍连德博士。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埋藏心底已久的爱国之情让三人热血沸腾彻夜难眠，经过再三考虑，决定马上回国。本来他还想先回家安排一下，但理智告诉他，如果回去，定会被儿女情长所困，于是狠下心来，只给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自己的决定，并吩咐把孩子送到英国去接受教育，然后匆匆启程回到中国。
1911年，陈友仁取道西伯利亚第一次回到国内，他开始参加了北洋军阀政府，被交通部聘为法律顾问。1914年，他离开交通部，任《北京每日新闻》编辑。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中国政府宣布支持协约国，陈友仁发表不同意见，他赞成采取中立政策，他认为“日本可能利用它的协约国地位，把德国人从山东半岛驱逐出去，并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犯中国的主权。”他的这一言论直接违背了官方立场，并被迫辞去了职务。于是，他自己创办了英文《京报(Peking Carette)》，自任主笔。1915年，袁世凯图谋帝制，梁启超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袁氏称帝，当时只有陈友仁的《京报》独家刊登轰动一时。
作为一位在北京以英文写作的卓越新闻工作者，陈友仁很快在国内外知识界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1916年，通过廖仲恺的介绍，陈友仁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见面，由于都具有共同的民主思想和文化政治修养，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1918年5月，陈友仁在《京报》发表《出卖中国》，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借款1亿元的丑举，结果被段以“妨碍公务罪”将他逮捕入狱，判处4个月监禁，报纸被查封。他立即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
1918年秋，陈友仁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1919年，他作为南方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北方代表为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在和会上，当时作为北洋政府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征求了包括陈友仁在内的代表团各成员的意见后，强烈表示不同意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有关日本在山东权益问题的决议，拒绝签字，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1919年，陈友仁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正受桂系军阀排挤，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陈友仁没有因孙中山在革命中受挫而离开他，而是根据他的意见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该报继承了《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这位“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不久，为筹集办报经费，他到伦敦要求夫人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全部产业，倾囊办报和资助孙中山的革命。
1922年陈友仁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参加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1923年，陈友仁担任大元帅府航空局长，这时，他已经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了。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共商国事，陈友仁以英文秘书身分随同。孙中山逝世前一天，陈友仁代为起草《致苏联遗书》，重申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坚持中苏友好政策，阐明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定信念。
外交·铁腕
孙中山去世后，陈友仁一度留在北京，担任冯玉祥创办的《民报》主编，由于载文攻击奉系军阀张作霖，陈友仁被逮捕并送到天津监狱，4个月后即回到广州。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友仁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他接替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陈友仁在处理外交事物中充分显示出他的文明观念和开放视野。在中英解决省港罢工问题上，他坚持认为罢工的背景是上海的“五卅惨案”及广州的“沙基惨案”，迫使英国当局多次谈判，他提出了《国民政府关于解除香港封锁的四项办法》，促使英国也提出解决方案。在广州期间，陈友仁先后发表了多个文件，通过一系列文件的签署，可以看到他外交活动非常频繁，主持正义的进步外交。
1926年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后，陈友仁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贯彻反帝反殖民地的外交方针，尤其是在他的主持下，收回了汉口和九江英国租界，记下了他一生的外交活动中最活跃、辉煌的篇章，开创了国民外交的新纪元。出于他精通西方法典及坚持反帝立场，当时被称为革命外交家，有“铁腕外交”之誉。
抗日·爱国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试图拉拢陈友仁，但遭到他的严词拒绝。而汪精卫在武汉提出分共、清共，陈友仁极力反对，他代表宋庆龄发言，指出“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他以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为名，从武汉至上海，随宋庆龄一起辗转赴莫斯科。
这年冬天，他和宋庆龄、邓演达在莫斯科发表联合宣言，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倡议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他赴巴黎，暂时退出政治舞台。1930年他回国迫使蒋介石下野，1931年，他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再次下野后，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陈友仁再次出任外交部长，由于其对日外交方针得不到南京国民党集团的支持，一个月后便辞职赴上海。
1933年，他因支持蒋光鼎等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并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外交部长，事变失败后被通缉而再度流亡法国，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赞成建立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陈友仁被日军胁迫迁居上海，遭到长期软禁。日本人多次诱劝他参加汪精卫的伪政府，均遭到他的拒绝。1944年，他因心力衰竭病逝于上海。
逸事
向蒋介石推荐陈布雷
陈友仁反对蒋介石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被蒋介石通缉的人物，但恐怕很少人知道，向蒋介石推荐他最为器重的笔杆子陈布雷，竟有陈友仁的一份力。
1927年前后，蒋介石对自己的几个笔杆子不满意，共产党人李一氓知道后，想物色一位有正义感、富爱国心、能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大手笔，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担任秘书。他觉得陈布雷是最合适的人选。陈布雷虽有很重的封建伦理观念，但饱读中国典籍，文章流畅犀利，笔调苍劲古朴，他正是蒋氏赏识的那类文人。
陈布雷可以由李一氓去做工作，但找谁去引荐是个问题。一位友人提醒他，蒋介石最愿意听张静江的意见，而要找张静江，最好还是找陈友仁。陈友仁当时是国民党中执委、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向来与共产党关系不错，又新近要做张静江的女婿。陈友仁听说此事后，满口答应，他找到张静江，一番游说，张氏甚表赞同。
不久，张静江果然慎重地向蒋介石进言。蒋介石率军北伐，抵达南昌行营，陈布雷赶赴南昌，彼此初见，相谈甚欢，蒋介石与陈果夫遂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自此，陈布雷追随蒋介石长达21年。
与宋庆龄的恩怨
陈友仁一生追随孙中山，对宋庆龄也是非常尊重，并一度担任宋庆龄的私人代表，但在两人的工作交往中，充满了一些恩怨是非。
1927年4月，宋庆龄与陈友仁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并委托陈友仁代表她在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上发言，表明自己坚决反对分共的立场。
这一年8月，宋庆龄有意地、鲜明地反抗那些借用国民党之名、行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之实的那些人，决定去苏联访问。她在陈友仁的陪同下，从汉口到上海，与陈友仁的两个女儿秘密乘船去苏联。
但是，对于宋庆龄的苏联之行，国民党右派在国内大造谣言，说是她要与陈友仁结婚，这种诡计是想把她与孙中山的名字分开。尽管这种谣言纯属中伤，但对宋庆龄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以至于影响了身体的健康。不过，她在欧洲期间，仍不断地与邓演达、陈友仁一起商议中国革命的问题，堪称莫逆之交。
但是，宋庆龄1932年借着给陈友仁夫人张荔英的一封信，称“我可能有过的对他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断然与其断交。这是因为陈友仁1931年回国之后，与孙科、汪精卫等人走到了一起，并担任了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与宋庆龄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态度背道而驰。
此后，陈友仁一直在努力与宋庆龄取得联系，三番五次写信进行解释，并且声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共反蒋的立场，赞成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最终与宋庆龄取得和解。1938年前后，两人恢复了联系，宋庆龄与他夫妇之间常有信函来往。1938年，宋庆龄和陈友仁等在香港联名致电重庆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四项原则，次年又再次联名通电蒋介石，斥责他发动“皖南事变”。
陈友仁家庭
陈友仁的原配为粱玛丽(祖籍广东宝安)，先后生了7个子女，但只活了4个，其中大儿子陈丕士后来成了香港著名大律师，次子陈依范是一个出色的画家，女儿西尔维娅成为著名舞蹈家，约莲达是电影摄影师。
梁玛丽于1926年病故后，1930年，陈友仁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张荔英在巴黎结婚。当时，张荔英正是青春年少，她却执意要嫁给长自己近30岁、她眼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的陈友仁后，两人婚后感情甚好。1941年，夫妇二人在香港一同被日军拘捕并被转押送至上海，长期遭到软禁。陈友仁逝世后，张荔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释放，后移民到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地，90年代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