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智(1886~1965),字汝为,广州市人。1911年11月,参与福州起义。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和福建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1917年8月,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长,协助孙中山主持军事。同年10月28日粤军光复广州,从而结束了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
1924年1月,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3月,任建国粤军总司今。
1925年6月,平息滇、桂、直系军阀叛乱。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
1939年,迁居香港。
1965年1月25日,病逝于香港。
许崇智:繁花时节突凋枯
广州的气候,似乎永远都逃脱不了潮湿的困境。短暂的冬季,并没有为大自然储存任何的能量,反而是到了本来应该明媚的春天,物品常常会因为受潮而糜烂;所以南方人通常并不喜欢这种讨厌的气候,只有在早春的时候偶尔会赞叹一下“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华。似乎是因为受到了厌春的影响,作为广州人,许崇智也并不喜爱自己的故土,长达78年的生命历程:待在广州的时间却不超过1/3。他的一生与这种既定气候有着无数的共同之处,同样的短暂辉煌,在反反复复之中浮浮沉沉,在本来应该繁花锦簇的时节过早的颓靡凋谢。
15岁那一年,许崇智踏上了东入闽南的求学之路,这个时候的少年,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自己的人生便是在首次离开家乡之后产生了巨变,一个极其普通的纨绔子弟,在还没有摒除奢华旧俗以前便到了日本研习军务,强烈的新旧对比让他无法把贵旅的遗臭与革命者的理想完全区分开来,同时也注定了他的一生将在这样的新旧对立中徘徊。然而,许崇智毕竟是个军人,一个彻底的军人,他身上的火药味道在某个阶段甚至几乎盖住了鸦片和铜臭。他的身上通常配有两杆枪,一杆是手枪,一杆是烟枪,但在他的思维世界里,第一杆枪终究还是安身立命的保障。当他最终要和自己的佩枪分崩离析的时候,他便知道他的权力生涯也同时到了终点,永远都无法凭着乖张的小聪明和匹夫之勇再一次笑傲江湖。
1911年11月,许崇智参与福州起义,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以先发制人的策略,率部克复福州。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和福建北伐军总司令,挥师北伐。旋因清帝退位,撤回福建。“二次革命”中许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民国3年(1914)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1915年5月、9月,许两次被派到新加坡进行反袁集资活动,取得较好的成果。11月回国后,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参与反袁武装斗争。袁世凯死后,东北军交由驻防南京的冯国璋部收编。许返回上海,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与蒋介石结为拜把兄弟。所谓少年得志,许崇智在30岁以前便以极少的失败经历和顺利的军事前途确立了自己在革命党中的重要地位,这个时期,孙中山还没有形成强势的实力,其对许崇智的倚重使后者在广东成为一方英雄,与此同时,许崇智对孙中山的死忠也成就了他自己的前期辉煌。然而,军人的本性并没有为许崇智的仕途带来太多的优势,他知道子弹可以穿透敌人的心脏。反过来也可以穿透自己的心脏,这种亦勇亦畏的性格在乱世之中成了最大的绊脚石,在无数次战斗之后,许祟智从一个坚决的革命者慢慢转变为一个因势而动的机会主义者。正是这种转变,让许崇智在国民革命战争的历史上鲜有留名,学过近代历史的人几乎都会知道他的名字,然而真正了解他的经历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许祟智生于粤,也成名于粤,终究也在广州冬天来临的时候陨落。
廖仲恺的被刺,成了许崇智被释兵权的导火索。外界对廖仲恺被刺案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了该案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才得到一个独自掌权的契机,许崇智也因此掉进了历史的泥潭,再也没有崛起过。在此之前,许崇智在广东的地位可谓至高无上。汪、蒋、许三权鼎立,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右派刺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控制局势,处理廖案,由此可见许之实力难为任何派别所忽视。廖案之后,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给许崇智,信中说:“粤军已有变动,请总司令去上海暂避一下,由我代为安排整顿。6个月后,再请回来共同主持北伐。”许无可奈何,悄然离粤赴沪。这一走,标志着许崇智和广东时局永远的脱离开来,也标志着他的军事生涯从此,画上了一个无奈的省略号。
春天毕竟是复活和再生的时节,然而不是所有的物种都能够无限茂盛生长,复活与昙花一现也许只是一线之差。许崇智在这段历史中没有留下太多的足印,有关他的一切印象,对于广州人来说,到底还是模糊的。甚至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因为没有谁会过多的涉猎其历史生涯。
效忠、叛逆
中国军人的字典里头,“忠”字的分量始终都是最重的。当然,这种“忠”可以是忠于自己,也可以是忠于国家,或者是忠于某个灵魂人物。纵观许崇智的治军历程,最值得肯定的一个评价,便是他自始至终都忠于孙中山,甚至有愚忠的嫌疑。日本留学的经历,让许崇智接触到以孙中山为主的一系列国民党人,从此也使其抛弃了在传统官僚结构中缓慢爬行的决心,没有在旧有的体制中沉沦。许崇智两次逼迫孙道仁参加革命,反对帝制,一次是响应武昌起义光复福州,另外一次是力促孙道仁宣布独立,加入二次革命的阵营。这两个事件都显示了许崇智坚决反帝的意识,叛逆的个性昭然其中,更甚于脱离旧俗的断然。如此一“忠”一“逆”,可见许崇智的双重性格,同时也造就了他的成功和落魄。
许崇智忠于孙中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符合时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孙中山的个人魅力确实能够让人为之倾倒。直至孙中山离开人世,许祟智都没有摆脱一个忠实的追随者的身份,或者说是角色。这种忠实为他换取了不少好名声,尽管他的许多战绩都不尽人意,但即使是战败,也被人视为英雄——“当世之任将帅而具有资格者,鲜有其人,有之,惟北伐军之许军长崇智耶”(邓泽如语)。许崇智所领导的粤军,当时成了孙中山政权唯一可凭借的坚实军事力量。与此对应的是,孙中山在军事上也十分倚重许崇智的才能,自从粤军成立之后,孙中山便一直把许崇智当作是左右手,视粤军为主力军。陈炯明叛变的时候,许崇智甚至是孙中山困处在永丰舰上的唯一希望。可惜许崇智没有趁着这个机会完全赢得孙中山的信任,接连的战败使得孙中山只能在绝望中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许崇智的声望也从此一落千丈。
避嫌、中庸
对许崇智影响最深的人,除了孙中山之外,蒋介石便是首当其冲。许、蒋二人曾经五度共事,许崇智成为粤军主帅之后,蒋介石一直在其旗下做参谋长。民国十三年孙中山邀请当时在上海的许崇智返粤任粤军总司令,许曾提出五项要求,一是表明愿意就任,要求统一整理粤军;二是要让蒋介石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三是要求所有粤军驻防各地的财政交粤军统一管理;四是请胡展堂任广东省长;五是要求广东兵工厂交粤军司令部管辖。由此可见蒋介石与许崇智的关系非同一般,许对蒋也十分倚重。其实,早在1915年,许、蒋再加上张静江,三人结为拜把兄弟,感情也一直不错。
蒋介石凭借精明实干为许崇智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精于作战的许崇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过人能力,常常对自己的部下说蒋之命令便是我的命令,希望粤军将士不要排斥他。
不过蒋介石对许祟智却并不是一味的愚忠,他与许崇智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极大的政治野心,而后者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蒋在一封私人信函中提及对许崇智的议论:“办事无序,重内轻外。”在这种意识的导向下,蒋对许的取而代之成了注定的计划。许崇智当然也是聪明人,当他看到了蒋的力量已经超越自己的时候,便主动或被动地让出了自己的兵权。许之部下因为在廖案中有重大的嫌疑,许崇智为了避嫌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辞职的申请,要知道,当时许崇智在广州的实力并不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下,避嫌的原因,则是形势所趋,以权换命而已。
其实,许崇智采取避嫌的做法是有先例的,早在闽南孙道仁麾下的时候,许祟智便有了功高振主的情形,孙道仁两次被许逼迫革命,心中早生铲除之意,许崇智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趁势夺取兵权,反而是到了上海,远离是非之地。许祟智领军打仗,从来都没有显示出好战好胜的粗犷性格,能够打赢的仗便挥师挺进,不能够打赢的便迅速撤离。这种性格让许崇智的性命没有在连年战火中遭到任何的威胁,是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就是许崇智的中庸。
晚年的许崇智也有避世的作风。得权之后,蒋介石曾经安排他做监察院副院长,不过许崇智始终没有赴任。不善处理官僚关系的许崇智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没有枪也就没有了实权,军人失去了武器等同于雄鹰失去了翅膀,无法继续翱翔。许崇智未到中年便过早的退出了政治舞台,身边的人却趁着乱世纷纷上位,唯独他自己却选择了在香港度过余生。
小聪明、糜烂
粤军总司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衔,并不是普通人能够随意得到,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许崇智的确是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的。尽管去日本留学的经历,是许家的旧势力帮了大忙,不过许崇智并没有浪费了远涉重洋的艰苦历程。从士官学校学到的知识让许祟智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对付传统军阀以及没落清军的时候,先进的军事理论到底还是超越了传统的治军方法。
许崇智打过的战役,一般都不会有太多的伤亡,在双方激战之前,许崇智一般都会做好事先的准备,例如在敌军之中安排好内线,或是预先在有利地形布置好兵力等等,这些小聪明,使得他的军队经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甚至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果。当时的许崇智甚至被赞许“奇谋多智”,军事上细节调动的优势便是有“巧攻快打”的特点。清剿陈炯明的时候,许崇智带着他的部队只花了两天时间便从三多祝打到了陈之大本营海丰城,由于许部分并二路积极进取,行军之快速远出陈炯明意料之外,陈在海丰的将军府还没有来得及转移大量的奇珍异宝便被许部一举拿下。
孙中山曾经给许崇智题过一幅字,说“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吲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汝为同志屈”,其中的意思,就是告诫许崇智不要因为时势不利而急于求成。许崇智治军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有限的发挥空间里,他的治军手法前后却有着很大的变化。前期的许崇智,因为有了日本留学的经历,严厉谨慎的思想尤为突出,而后期的许崇智,则得了军风糜烂的诟病,其部属和其他军阀的军队一样整天和鸦片、女人打交道,他自己也一度沉沦在这种奢靡的生活中。
有人评论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但此人生活腐化,短于谋略,不堪全局性重任”,而今看来,许虽不见得“短于谋略”,但生活腐化却是难辞其咎。也有人说,许崇智的这种生活作风是走了捷径,务求使其部属更加卖命,当时就连励精图治的蒋也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