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

　　1909年随父去新加坡就读，1925年7月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1926年获美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回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34年l1月15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在全国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1944年8月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间曾会晤爱因斯坦；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1956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开大学逝世。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

复活灵魂

陈序经：一个人和一所大学

　　这个人是陈序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一个学者，这所大学是岭南大学。

　　陈序经的出生成长地是文昌县，可算是地道的广东人。但是与近现代大多数广东名人一样，似乎都要经历一个走出岭南——奋斗——成名的过程，岭南成了一个输出人才的地方。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陈序经最终回到了故乡，并且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永久的轨迹。
           
　　1947年，当岭南大学董事会频频向陈序经发出邀请时，时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并没有立刻答应，虽然在这之前，他已在这所学校两度任教。也许他认为自己在南开的施展刚刚开始，也许他觉得岭南的天地太小，教育太落后，反正如果不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答应“出借”(两年)，陈序经很可能不会在岭南留下太多回忆。这一“借”就是16年。

　　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大校长，到1952年夏岭南大学被取消，两三年的时间，岭南大学从广东最好的学校（当时广东只有两所大学，另一所为中山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一些院系（如医学院）已达到国内一流或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如果考
虑到这几年中国多是在政权易主、动荡不安中度过（先是解放战争，后是抗美援朝），那么，岭南大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

    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说起来也并不高深：一套正确的办学目标、宗旨和方略，一批一流的人才，一个高效的机制。“何为大学”？陈序经的观点是：“大学是求知与研究学问的地方”，岭大的目标：成为国内学术一流的大学。为此，他在就任校长对全校师生的第一次训词时就强调学术研究不分宗派，“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提倡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与学术的自由。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蔡元培执掌北大时的办学宗旨）的原则下，陈序经邀请到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史学家陈寅恪、数学家姜立夫，语言学家王力、古文字学家容庚、木土工程专家陶葆楷，测绘学家陈永龄，医学专家谢志光、陈国祯、陈辉真、毛文书，以及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育学家汪得亮、经济学家王正宪、法学博士端木正、生物学家廖翔华，外国文学专家杨秀珍。他们有的是陈序经的南开同事（如姜立夫），有的是他的学生（如端木正），有的是旧时相识（如陈寅恪、王力、陶葆楷），有的是他在天津时慕名去请的（如医学院的一批专家）。从某个角度说，陈序经在南开的14年（包括西南联大的8年）是为他在岭大的作为打好基础。自然，这一切得之于陈的“个人魅力”：他不经商，不做官，与政治保持距离（不入国民党）。他自己就是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和论战中表现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尊重人，“优容雅量”，以诚待人。

    有了人，还要有钱，还要有一套精干的管理队伍。岭南大学校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这些提供了保障。一乎抓人，一手抓财，陈序经再次展示出他的威望和能力。在南洋和东南亚华侨中的声望使他募到大量的私人捐款（这正是岭南办学的优势），学校得以顺利渡过财政难关（而此时的中大教师正在为领不到工资而向政府抗议）；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管理班子（不设副校长，而成立一个由五名教授组成的决策小组），学校得以高效运转，而“教授治校”则保证了岭大的学术风气和发展。这令人想起当年的西南联大。

    天时、地利、人和，过渡的时代成全了岭南大学，成全了陈序经，但时代又仅给了他不到四年的时间。四年，相对于一个大学的成长，相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成和积累，是何其短暂！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岭南大学被取消，它的工学院被合并到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农学院合并到华南农学院（现华南农业大学），医学院合并到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医科大学）。经济系和法律系则被调整出去。调推后的中山大学，实际上只剩文科和理科，一批教授如王力等，被调人北京大学等院校。陈序经自己则成了中山大学一名普通教授。

    陈序经立志在岭南办一所国内一流大学的愿望最终成为一个梦想。其后的陈序经虽担任过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不到两年），南开大学副校长，但世易时移，彼时的大学校长已风光不再。

    陈序经和他苦心经营的岭南大学已成历史。但回溯历史的深处，我们仍能听到遥远的回响：岭南需要一所或数所一流的大学，岭南的落后不在经济，而在教育，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岭南完全可以办成国内一流的大学，前提条件是：一个宽松的环境，一套现代的教育体制和一个像陈序经那样的校长。

人物词典

三妈伴读·父亲训诫

    陈序经的成长中有两个人特别重要，这就是他的三妈和他的父亲。

    据说小时候陈序经相当顽皮，常常逃学，在私塾读了一年多，一本《三字经》读不到四分之一，背不下来，塾师对他的父亲说：“你这孩子实在太笨，用斧头打开脑子装书进去怕也没有用，最好将来跟你做生意。”算命先生也对他的父亲说，假如他的儿子能用笔杆谋生，他就不做算命先生。而这个没读过书，不识字的三妈（陈的三叔的遗孀）却在短短的时间内使陈序经（还有他的妹妹）考到全班第一（在汪洋致远小学时），也是她力主让陈序经转入县城的学校，以免他自满。三妈的教育方法可以总结为：正面鼓励（不把陈当“笨孩子”“坏孩子”看），互相激励（将他与妹妹分在两个班，形成竞争），侧面督促（每晚亲自伴读），共同学习（她从他们学习识字乃至写信），还颇合现代教育理念呢。

    陈序经的父亲是一位地道的生意人，从学徒做起，生意越做越大，做到南洋。但这位父亲又是一个仪义疏财，对读书、学习情有独钟的人物（这在中国的生意人中并不罕见）。他告诫陈“切勿想在国内做官”，“切勿想回南洋做生意”，与其做校长院长，不如靠自己的学问做个教授更稳当。在儿子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后还卖掉椰子园的股份供他在法国留学。陈父的这种“文化情结”也许与其他父亲一样，是想弥补自己小时未能完成学业的遗憾，可贵的是他的见识超出常人。陈序经及他的儿女们从此与教育结缘，源头应追溯至此。

全盘西化·四场论战

　　陈序经与人优容雅量，谦谦君子的形象，但骨：子里却有一股“好辩”，不服输的劲，在上个世纪三四
十年代先后掀起四次论战。

    1933年的年末，陈序经渡江到中山大学(当时在河北)做了一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两星期后(1934．1．15)演讲登载于《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版，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论战。文章中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他把关于中国文化的不同主张划为三派：“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 “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即所谓“全盘西化”。

    随后，反驳批评的文章陆续出现在同一版面，包括1934年2月2日张磬的《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里面甚至用上了“毒瓦斯烟幕弹机关枪”一类词汇，使论战充满了火药昧，两个月的时间里，出现几十篇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令人联想起16年前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与刘半农所唱‘双簧戏’引起的社会效应”(陆键东：《那一代人》)。广州这次扮演了一个论争的发源地角色，这在近现代并不多见，而最激烈的反对声
音也来自于广州这一“中国人管理最西化的一个城市”(陈序经语)。一年以后，发表在《文化建设》杂志上，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人署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简称“十教授宣言”)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论战达到高峰。

    从此，陈序经就与“全盘西化论者”二词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同志还有胡适、卢观伟等人。而胡适后来用了一个更折衷的词汇“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受到陈序经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充分”“尽量”这些词不但含混，还很容易被折衷派和复古派拿来作护身符。

    陈序经的这种“决绝”的姿态和一以贯之的观点表现出他个性中的另一面：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不畏惧权威和权贵，这在解放前是一个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在解放后却成为一道摘不下的紧箍咒，与“洋奴”、“奴化”等词连在一起。

    乡村建设的论战紧随其后，论争对象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陈序经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乡村建设一途径》等文章中批驳了梁漱溟等人欲通过乡村建设使中国成为高度文明，以乡村为主体为根据社会的设想，指出在现代化的世界“以农立国”只能是一种愚妄和幻想。这可以看作是他“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深入和发展。

教育现代化·学术独立

    30年代初的论争涉及两方面：教育的中国化还是现代化问题和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前者可视为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方面即他教育要彻底的现代化，所谓“中国化的教育”很容易沦为教育上的复古运动。后者与1932年广州一次教育会议提出的“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这一议案有关，支持者有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陈序经对停办或减少文法学科持断然反对态度，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发表在1932年5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一文中，他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求知，为学问而研究学问”，而“职业教育的目的是求应用”，“求知固未必为了应用，然而要有所应用，则不能不求知”，废除文法学科，实是国人“只务目前的苟安与生活，而不愿做彻底的研究”的“最大的病弊”的体现。随后，论争扩展到《独立评论》等全国性报刊。

　　第二次教育论战的对象是胡适，1947年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提倡“学术独立”、提出在十年之内由政府指定5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作为第一等的大学培养。陈序经反对仰政府鼻息以求学术独立，认为“近年以来，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统一，以致党化教育，何尝不挂起学术独立的招牌”，指出中国大学一向集中在平、津、沪等地，不合理，指责教育部厚北京大学而薄其他大学是偏私，私立大学不一定不如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因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

    陈序经的论争不是意气之争，口号之争，论争中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它理论和实践的支撑。“全盘西化论”的背后是陈序经多年孜孜研究的东西方文化系统理论，而教育方针和理论的提出又是他多年来的教育实践的结晶。故他的思考，尤其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仍不失警醒和指导作用。

为教育服务·为教授服务

    陈序经一生中充满了悖论：他秉持不做官的信念，拒绝加入国民党，拒绝做教育局长、驻外大使、教育部次长等官职，可是一生中除1931年～1934年和50年代初(1952--1956)的几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虽然是学校的行政职务；陈序经不做生意，可是为了保证岭大教师能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按时发工资，利用开学时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钱用时再放卖出去保值，这不是“生意人”的行为吗？真称得上“苦心经营”；陈序经一生倡导“全盘西化”，可是自己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传统君子的形象；晚年，这位爱国、爱家乡，不喜欢吃面包奶油的人又被扣上“洋奴”、“西崽”的帽子，又岂非最大的悖论？

    不变的是对教育的一种赤诚和出于公心的热情。一句“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之所以传为美谈，是因为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始终如一的行动。

    据端木正回忆，陈当教务长、校长，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陈说这些话，是因为在他心中有一个活档案库，他所请的教授，每个人的学术经历和特长，陈序经都能津津乐道，如数家珍。

    梁宗岱教授一向在中大以“狂，怪”著称，在认识陈序经之前，陈已对梁的经历熟悉有加。50年代梁陈两家面对面，梁家没有电话，就利用陈校长的电话，所以出现校长亲自跑来充当电话传呼的情况，可谓“服务到家”。难怪据说梁宗岱在中大只佩服两个人，一是陈寅恪，一是陈序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