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的一生，集报人、学者、政治家、改良主义者、保皇党、立宪派于一身。光学者一项，便有哲学、史学、文学、政治、法学、新闻学、社会学、佛学等门类，荦荦大观。他虽然只活了57岁，但少为神童、长为贤达、终为哲人，一辈子都保持有活泼的灵魂、超凡的精力、绝项的智慧。
老年梁启超
梁启超著作
少年中国一昆仑
仿佛是怕那个南海少年单肩难挑起叱咤风云的重任，在康有为出生十五年后，历史再一次把搅动一个没落帝国的魔杖，交给了广东南海边上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梁启超出生的新会茶坑村，离康有为的家乡南海银圹乡苏村，仅仅一百公里；新会往东百里，是香山县；过广州再往北五十里，是花县。面积并不大的珠江三角洲，因为这四个县，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绝不在浙江奉化和湖南韶山之下。
所谓的风水、所谓的人杰地灵，远远未能尽释广东在近代史上为何能为中国输送这么多的风云人物。也许，历史现象还得从历史原因上来分析：从1684年康熙取消海禁始，至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全面轰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对海关是开了又闭闭了又开反复无常。但在这近两百年里，广州，却是唯一一直对外开放的商埠，即使是闭关政策最严厉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广州街道上的外国商人，依然熙熙攘攘。经济上的来往必定要带来思想文化上的交流，马克思把当时的中国比喻成一具木乃伊，按这个比喻，闭关锁国的政策就像密密层层的裹尸布，而广州，则是这裹尸布上被剪破的一个洞，一切能导致木乃伊分崩离析的新鲜空气就从这个突破口汹涌而入——
在西方先进文化思想持续两百年的冲击下，得风气之先的珠三角地区如果不成批涌现能改造近代历史的风云人物，那才是不正常的。
1890年，梁启超17岁。这一年，还戴着“神童”桂冠的他在科场上踌躇满志，一次不经意的机会，他到广州拜会了康有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双雄会”，历史便总是喜欢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偶然的事件中露出必然的真面目来，梁启超一见康有为，整个人生便随之发生质的改变；而康梁双剑合璧，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要害，则注定要被他们所戳中。
但梁启超又是有别于康有为的。康是梁的导师，但梁并没有处处都活在恩师的阴影里。维新变法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梁启超那些振聋发聩的言论文章，比康有为更能体现“少年”血气方刚的斗志，其感染力和受欢迎程度也隐隐跃居康有为之上。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两人避难日本，政治观点开始分化，特别是在对待复辟的立场上，师徒终于分道扬镳，康有为逐渐沦落成一个腐朽的保皇派，梁启超却与时俱进，慢慢站到支持革命的队伍中来。后来，即使在其政治理想备受独裁者愚弄，政治抱负根本未能实现的时候，他也能够放开一切，潜心学问，终成一代国学宗师。
究其原因，梁启超信奉变化哲学，惯于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后”，善于否定自己。梁启超说自己是个“太无成见”之人，而康有为则“太有成见”，所以，对新思想特别是革命思想的认识上，康顽固不化，粱则能从不理解到接受，从接受到热情投入。也许，这仅仅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解释是不够的。
一个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做出过如此巨大贡献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却曾经备受责难。那时候，对梁启超的评价以戊戌变法为分水岭，功过分明。集中起来，“罪状”主要有：首先，变法失败时未能像“六君子”那样慷慨赴义，而是“夹着尾巴逃到日本去”。对于这一点，谭嗣同说得最好，他在劝梁启超出逃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是很清醒的，粱启超不走，戊戌多一君子，对中国毫无好处；而按梁的雄才大略，若逃出生天，肯定能为中国“图将来”。那一句壮怀激烈的“去留肝胆两昆仑”，正是对他自己和梁启超最恰当的评价。
其次，是粱启超在日本跟革命党的论战。他之所以一心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太平天国等暴力革命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后遗症仍然存在，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就摆在眼前。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粱启超肯定明白一条历史规律：每一次暴力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肯定大于其建设，中国这么一个积弱颇深的病人，国民索质极其低下，需要的是以“新民”为基础的对症下药的改良运动，而不是以大出血为代价的手术式暴力革命——几年后，历史再一次印证了粱启超的先知先觉：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暂时性的胜利，但它所带来的连年军阀内战却把中国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坑里越推越深。更令人扼腕的是，梁启超56岁的时候，北京协和医院由于误诊，把梁启超一个健康的肾给摘除了，而这个结果直接导致了他的过早谢世——外科手术一旦失误，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弥补的。
假如，戊戌变法像明治维新一样取得成功，20世纪的中国将会如何?假如，协和医院不误诊，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又将扮演何种角色?
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梁启超另一个被人所诟病的地方，便是他的“立场不坚定”。戊戌变法失败，他逃到日本，站在保皇派的一边与革命党论战；辛亥革命成功，袁世凯窃得总统位，他回国为这个维新派的叛徒效劳；袁世凯称帝，他即帮助蔡锷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他又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中说过，任公虽然“善变”，但他的爱国情怀却从没变过。他深知自己不是一个能够经天纬地的政治强人，但他想做一个商鞅式的人物，假“强人”之手，让自己的满腔壮志为他深爱着的少年中国服务。可惜，他一次次“所托非人”，他所寄予厚望的“强人”，一个个不是无能、昏聩便是残暴、专制，而他又不能像某些人一样忍辱吞声委曲求全，所以，他只能一次次否定自己，最后忍痛退出政治舞台。
梁启超总是把自己比喻成“少年中国之少年”，既是少年，有血气方刚斗志昂扬的一面，也就有天真单纯容易冲动的弱点。他欠他的“少年中国”的，他已用一千四百万字的著述连本带利地还清；而他的“少年中国”欠他的，却还有很多。
历史的债总要算清的，一毫一厘，一个真实的梁启超，等待着彻底还原的一天。 (余少镭)
一代贤哲
翻开中国任何一部社会科学和哲学专著，每溯其源流，无不列任公为其中先驱。
任公“立德、立功、立言”，并驾齐驱，有清一代无与伦比。任公又是真正至情至性之人，对身周事物怀有深切的爱心。爱之深，恨之切，发自肺腑，宣诸文字，“笔锋常带感情，别具一种魔力”。
任公始自参政，终归学术，自以为于国无功。海外流亡期间所作《三十自述》中，他喟叹一事无成。这可视为他对自己参加维新变法却未克全功的遗憾。但任公对中国政体变革所作贡献，则不能以成败论之。他提出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时须遵循“思想——制度——器物”顺序，则是近代中国奋起之必备原理。近世之政治家、学术家，无不奉任公之思想为圭臬。如此观之，任公足为无双之“国士”，广东之骄傲。
任公一生志趣多变，怪之者谓之“生无定性”，知之者谓之“与时俱进”。其所谓之“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既是《易经》中“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教训的体现，又与西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相证照。
任公晚年精研佛学。1923年1月，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课毕告别演说，其中讲道：“我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二)人不能单独存在……所以空子‘毋我’，佛家亦主张‘无我’”。
正是这样的人生观，指引着任公在一生中不断跋涉、探索。任公留下的诗句“世界有穷愿无尽”，被后人视为知识人认识世界的精确写照。
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南国嘉木
广州时期，是任公一生最具意气的时代：与恩师论道、与同学交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白云山的万斛泉水、越秀山镇海楼的雄奇，还有五大书院琅琅的书声，都在造就一位绝世奇才。
1882年11月，梁启超9岁，祖父催着他去广州参加科考。从新会到广州，坐了三天船。舟中午餐，吃的是米饭加咸鱼，有人提议以咸鱼为诗。满船学子停箸沉吟，梁启超却不紧不慢高声诵道：“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一时四座皆惊。神童之名，不胫而走。神童首次应试，却名落孙山。
1884年，粱启超再赴广州应试，如愿考中秀才，并补博士弟子员，获得广东学政叶大焯接见，纯孝而聪慧的梁启超想起祖父古稀之庆将至，便向学政大人索取祝寿之言，获准，轰动乡里。
1885年，梁启超按照惯例来到广州著名的学海堂，开始严格系统的经典训练。这里的先生称学长，一般由那些人品好、学问深、有地位的人担任，如陈梅坪、陈兰甫等宿儒。在他们的指导下，梁启超开始进入新的学术世界。
每月的初一，学海堂的学长会和学生们一起用餐，这是一个师生交流的好机会，平素恭敬的梁启超也流露出孩童本性。但他的成绩却一直出众，在学海堂的几年，他经常是“四季大考皆第一”，每年总能获得学堂的“膏火(奖学金)”。这种成绩，自有学海堂以来，只有文廷式(晚清名臣)有过。
当时在广州，除学海堂以外。尚有菊坡精舍、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号称广州五大书院，也就是今日的越秀古书院群落，文风盎然。各书院风格不一，各有专长。1888年，梁启超到学海堂的第四年，他同时选修菊坡精舍和粤秀、粤华书院的一些课程，成为“院外生”。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高中举人第八名。并经副主考介绍，与主考大人之妹李蕙仙订婚。
1890年，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落第。回到广州后，经同窗好友陈千秋介绍，往康有为的祖屋“云衢书屋”拜谒康有为，修弟子礼，从此追随康南海近30年，直到“张勋复辟”时才分道扬镳。
梁启超记下了他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
1891年，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康有为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继续授课，起名“万木草堂”，暗含树木树人之意，又有师法前贤忧国忧民、渴望早遇明主、维新图强的意味。1893年，学堂规模扩大，迁移到广州府学宫的仰高祠。
现在看来，万木草堂是近代典型的“学术－－政治”团体，钻研“经国济世”之学，以变法改制相号召，同时注重音乐、体育等新式教学方法。花开花落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也日益贴近了时代的脉搏。
在祝贺康有为70寿辰时，粱启超对其广州生活作了深情的回忆：“粤秀山之麓，吾侪舞雩也，与先生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每游率以论文始……”
广州生活的终结，便是1894年，梁启超到北京参加次年的会试，也酝酿着举世闻名的“公车上书”，梁启超自此进入时代的中心。在南方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淋漓元气和莲蓬勃勃的才情，将令整个中国为之瞩目。
这一切，似乎早已在命运安排之中…… (刘根勤)
身边的人
妻子：李蕙仙(1869～1924)内阁大学士李端棻之堂妹。李端棻曾是梁的主考官，十分赏识才貌双全的梁启超，便决定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为妻。1891年，梁与李在北京完婚，婚后不久，李即与梁回新会茶坑村过平民生活。李一生贤惠、善良而又坚强，被梁称为“闺中良友”。李为梁生育了四个子女，除长子夭亡外，还有长女思顺、次子思成和次女思庄。
爱人：王桂荃(1886～1968)，四川广元人，原为李蕙仙的贴身丫鬟，王跟梁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产生爱慕之情而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梁启超与李蕙仙逝世后，王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把子女都抚养成才。
子女：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近代建筑学的奠基人，是中国首选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妻子林徽因，是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诗人、建筑学家、文学家及话剧创作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持设计者；梁思顺(1893～1966)：著有《艺蘅馆词选》，是难得的女才子；梁思永(1904～1954)：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首选院士；梁思忠(1907～1932)：美国西点军校高材生，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逝；粱思庄(1908～1986)：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梁思达(1912～)：经济学家和工商管理学家；梁思懿(1914～1988)：先学医，后学历史，从事社会活动，曾任山东省妇联主席，是全国政协委员；梁思宁(1916～)：青年时投奔新四军，是一位老革命：梁思礼(1924～)：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学术带头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