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天下事，却赢生前身后名

    高剑父(1879～1951)，广东番禺人，著名国画家，岭南画派创始人。1906年留学日本，结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广东同盟会会长达8年之久。1920年后，潜心进行艺术创作及教授学生，创办春睡画院，并先后担任佛山美术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蛰居澳门，继续广授门徒，并积极为抗战筹款，不为日军的威逼利诱所动，不与势利庸俗者同流合污，始终清流独立。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举家迁回广州，复兴春睡画院。1951年，病逝于澳门镜湖医院。

高剑父：像水消失在水中

　　尽管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高剑父一段重要的活动就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过无数的腥风血雨，但今天的后人一提起高剑父这个名字，第一个反应往往就是那个著名的国画家、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有意无意间，那一段革命的历史已经被淡化了。隔了半个多世纪的距离，在后人眼里，高剑父已经回复到他的画家本色，一如他对革命彻底失望后，终于回归画界，专注艺术。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那一段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高剑父的生平轨迹，事实上，仍然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执着于艺术、不断创新精进的同时，又不忘为国家危亡而奔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从来没有远离过高剑父的人生哲学。

国画《鹰》　高剑父绘

国画《渔港雨色》高剑父 1935年

    贫寒之家，刻苦学艺，远足求道，心系天下，壮怀激烈，名扬四海，最后又静守书斋，培育后人……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们似乎都在延续着这样一个共同轨迹。从这一点来说，高剑父也不例外，尽管他一度是以离经叛道的形象受到传统守旧派的大肆攻击。

    去日本之前，高剑父接受的是传统的国画教育，并且已经得到了画界的公认。有了这样的基础，在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潮后，他对传统国画理论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与领悟，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观点。于是，他倡导对传统国画进行改革，并提出“高揭艺术革命之大旗，从广州发难起来”。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高剑父这样的理论和举动，是需要一种宏大的气魄与胆略的。这样一种大胆的理论，自然让传统守旧派对他非常愤怒，视其为“国画叛徒”，是“大逆不道”，谩骂“岭南画派是日本画、西洋水彩画，不是国画”。如果不是对传统有着深刻的体悟与领会，高剑父接受新思潮影响以及倡导“国画革命”，显然就缺乏了产生的依据。

    高剑父从来不是一个只专注埋头画案的画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始终都在影响着他的选择。与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志士的相识并相知，只是个机缘巧合，偶然中的必然。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与以往的文弱画家形象相比，高剑父的表现简直可以用判若两人来形容。

    从艺术成就来看，高剑父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生性平和的艺术家。在他高喊“艺术革命”的口号声中，在他革命期间终日与死亡相邻的日子里，就可以明显感觉得到。另一方面，高剑父的书法极富浪漫色彩而锋芒显露，被认为是“战笔狂草”，更别具中国传统艺术的韵味。后人评价为“大有怀索、富有张旭狂草的灵动笔致，恰好是继承传统而又别具新意的有力明证”。

    因为出身贫寒之家，所以才具备坚毅顽强的奋斗精神；因为有与国外新思潮撞击，才会出现一个与文弱画家形象截然不同的坚定革命者与国画改革者；或许是因为理想在现实中的屡屡挫折，满腔的爱国热情才会更强烈地转化成艺术创作的动力与灵感……可以说，艺术的成就既是个人的天生艺术气质使然，更是时代使然，这一点，在高剑父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如今，岭南画派的成就已经有目共睹。高剑父不仅开创了一个流派，更形成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传统。如今，令人称道的是，他的众多学生中没有一个完全拘泥于老师的框架：关山月的奔放苍劲、富于神韵；方人定的意趣深沉、老练浑厚；黎雄才的雄浑秀逸、滋润灵动……

　　一个人的故去，博尔赫斯有句精彩之至的比喻：“像水消失在水中”。拿来用到高剑父的身上，也是非常的贴切：他对传统中国画技法的改革精神沿袭到他的后辈画家，并最终与传统技法合而为一，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焕发出更旺盛的生命力。 (刘炜茗)

画家出道

    从小喜欢画“公仔”的高剑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师从当时广州的名士居廉学画，这给家境贫寒的少年高剑父一个继续梦想的机会。

    居廉注重生活体验与积累，实地观察自然生长的花鸟虫鱼，坚持“以造化为师”，绘画史上称为“居派”。居廉以卖画和教授学生为生，学费甚高，在一位族叔的大力推荐下，高剑父刻苦学画的决心感动了居廉，慷慨免费收了这个学生。高剑父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以惊人的毅力学画，很快在居氏门下出类拔萃。

    因为家庭负担重，高剑父18岁时几乎不能继续在艺术道路上走下去了。又是一个机会，居廉门下有一位大弟子伍德彝，系名门望族之后，看中高剑父的出众才华，可以为自己代笔，于是提出可以资助他继续学画，条件是要高剑父拜其为师。既要实现心中的目标，又要考虑到自身的经济窘况，高剑父觉得拜年长自己20岁的伍德彝也不辱人格，于是答应下来。从此，他借伍德彝与众多收藏家交往的难得机会，临摹、钻研诸多古代大师们的名迹真品，大大开阔了眼界。在伍家两年的时间里，高剑父对宋、元、明、清各家画派的风格与神韵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技法也突飞猛进。随后，高剑父得到一位资本家的帮助，到澳门入读格致书院，开始学习素描，接受西洋画透视、光、色等技法教育。这时候，他已经开始萌发国画革命的想法。

　　28岁那年，已经在画坛小有名气的高剑父在广东公学等新学堂兼任图画教员。此时，他已经受到反清革命运动的思想影响，办起了一份《时事画报》，宣传、鼓动革命。此时他结识了在广州担任教职的日本名画家山本梅涯，山本对高剑父非常赏识，对他进行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并力促他到日本去深造。 洪流中的“革命画家”

　　1906年，28岁的高剑父孤身一人到达日本，此时已经身无分文，但幸运地得到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帮助。廖、何夫妇帮助高剑父渡过了到达日本后的第一个难关，更帮助其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高剑父在日本期间，先后参加了“白马画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研究会”等艺术团体活动，边研究东、西洋画学，边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中。1906年7月，他到日本半年后，就加人了同盟会。

    画家爆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是惊人的。高剑父在各种集会上发表异常豪壮的演说，并屡次向孙中山请缨，要求派他担负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孙中山、黄兴对高剑父非常赞赏，于是派遣他回国，担任广东同盟会会长，秘密策划南方的革命活动。

    高剑父回广州后，以“守真阁裱画店”为掩护，积极发展会员，宣传革命，并制造土炸弹、组织暗杀团、敢死队。1910年，他参与策划了新军广州起义；1911年，参与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高剑父护送黄兴逃亡香港，其后潜回广州，组织和策划更多的暗杀活动。

　　辛亥革命后，广东革命军组织政府，协议推举广东都督，有人提议高剑父，有人提议胡汉民。高剑父当即声明，投身革命不是做官，自己的抱负仍在于艺术。在此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高剑父逐渐陷入迷惘，生活重点又重新回到绘画。他与陈树人一道，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主持过《中国报》、《真相画报》等刊物，不遗余力传播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使艺术直接或间接地为革命服务，同时大力宣传自己改革国画、提倡美术革命的艺术主张。

高举艺术革命的大旗

    在日本研习画法的时间里，高剑父受到世界艺术思潮的影响，认为国画不能墨守成规，加上平日对自然事物的体察，逐渐领悟到中西画理的相通之处，开始努力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对光影和色的描写表现等技法融人自己的绘画创作中，不断地尝试与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鲜明的风格，为岭南画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高剑父1914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大力提倡“美术革命”、“国画革命”。这一年他刊行了《剑父画集》。

    1921年，高剑父与老友陈树人、五弟高奇峰以及弟子容大块等一起倡导“新国画”，并筹办了“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展出了许多从思想内容、题材风格等方面都完全与旧形式的国画有鲜明区别的新国画。他号召“高举艺术革命的大旗从广东发难起来”，挺出“艺术大众化，大众艺术化”的口号，这些理沦与口号，在当时的国画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在《我国的现代国画观》中，高剑父提出：“不管什么画派，也不分中国和外国，都以去芜存精，一炉共冶，创立出一种不脱离民族风格而又推陈出新的现代新国画。”

    高剑父认为，反对改革国画的人就是主张复古的人，是不懂得艺术也要革命、要前进的人，唐宋元明清历代各派画家都有长短，学者如“定于一尊”，就会产生门户之见，抑彼扬此，阻碍绘画艺术的创作发展，赶不上世界文化艺术日新月异的潮流。他的这些主张反映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走在趋势前列的徐悲鸿、林枫眠及岭南画派的艺术成就和影响，都证明了高剑父论断的正确。

    1923年，高剑父在广州创办“春睡画院”，设帐授徒，以方便更多学面者。此后，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先后入春睡画院学画。除此之外，他还先后创办过南中美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美术专科学校，并先后任广东美术学会会长、中央大学及中山大学教授。

    1931年，高剑父游历印度，钻研波斯、埃及画作，画风及内容均有突破。他善用渴笔、秃笔，分披纵横，苍茫郁勃，自成家法。代表作《雷峰夕照》、《恒河落日》等，长烟满目，古迹苍凉之象，跃然纸上。1934年，他的作品《松风水月》被收入德国柏林普鲁士美术院的“中国绘画展览会”，并被德国政府收藏。

高风亮节的爱国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剑父在广州及港澳等地举行义卖画展，全部收入都用来支持抗战，赈济灾民。1938年，他迁居澳门。当时澳门一片混乱，歹徒以为高剑父是名家，必定腰缠万贯，绑架高剑父的长子。结果长子失踪，夫人一病不起，对高剑父是个极大的打击。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靠日本甘做汉奸，拉拢旧友陈树人、高剑父。高剑父严词拒绝，并且义愤填膺地宣布：“这是大节攸关，我与汪虽属深交故旧，至此也不能不与汪一刀两断。汪精卫已成奸逆、遗臭万年，虽未盖棺，亦可定论”。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在他的鼓励下，他的学生关山月离开澳门，深入内地，到战地写生，宣传抗战，踏上革命道路。临行前，高剑父以“出山泉水浊”来告诫他要保持民族气节与个人尊严。

　　客居澳门期间，日本人看中高剑父的声望，力促他出山，高剑父极力躲避，为了不让日本人找到自己，甚至经常到后半夜才回到家中。

　　抗战胜利后，高剑父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但仍想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艺术教育事业。1951年，高剑父在香港表示，赴南洋开完画展后将回到解放后的北京，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老友相聚，虽然不久因病去世而不能成行，但其爱国家、爱民族的热忱，一直为后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