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满园村20年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人多地少，超生严重，生态恶化。如今，全村有7000多亩果树和早熟蔬菜，成为远近闻名的优质水果基地。村里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已达上百人，想多生孩子的农民越来越少。

恶性循环的怪圈

当年贵州省毕节地区毕节县海子街镇思源村村民杨德才50多岁，生养8个儿子，人送外号“杨八郎”。全家20多口人，面黄肌瘦，蜗居在仅有30多平方米的茅草棚里。1986年5月13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来村里调研，给“杨八郎”留下500块钱，勉励他“勤劳致富”。走出杨家草棚，胡锦涛面色凝重地对随行的同志说：一定要把人口数量控制下来。

毕节地区总面积约2.68万平方公里，高原山地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93%，岩溶(喀斯特)地区占79.31%。岩溶地貌分布之广，位居贵州之冠，岩溶地区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1987年年底，这片山地养活着558.87万人，其中贫困人口312.2万人。

在“以粮为纲”的年代，不上山开荒就饿肚子。开荒需要劳力，人口就越来越多。“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垦越荒，越荒越垦”就这么循环起来。过度的开荒，导致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毕节地区山高坡陡，河谷深切。遍布山间的麻窝地，挂在陡坡上的旮旯地，都是些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地”。1987年，毕节地区土地垦殖指数高达46.2%，森林覆盖率仅14.94%，水土流失面积达1672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62.28%。

人口膨胀和生态恶化对毕节的发展形成致命性制约，威胁到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一切改革发展的成果，都可能被可怕的“人口黑洞”吞噬。

“杨八郎”在贵州是个著名的老故事，当地和国内多家媒体刊登了“八百遍”，一直刊登到今天。原因是它集中反映了毕节地区人口膨胀、生态恶化导致人民生活贫困的死结关系。这一年，毕节地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218人，分别比贵州省和全国平均水平多34人和94人。后来，胡锦涛同志又二访、三访思源村。调研的首要课题，还是人口、环境、贫困问题。改变这三大困境的思路转化为毕节试验区改革环环相扣的三大主题——“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

特殊难度

在“文革”后否定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观念后，毕节地区控制人口的工作随着全国把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早早就开始。但直至试验区成立后的头几年，难度仍然极大。

在毕节地区，除了农村“延续香火”的浓厚传统意识外，多生男丁的选择有其特殊原因。大山里生存，比平原艰难。日常挑个水，向邻居借个农具，赶场卖个鸡蛋，都必须走半天山路，还别说上远处的陡坡去开荒。生产生活的一切体力消耗都比平原地区要大得多，一家没几个男劳力撑不下来。“杨八郎”的许多孙子是在毕节试验区成立之后出生的。“杨八郎”的大儿子又生了8个孩子，成为新一代“杨八郎”或“小杨八郎”。“更多的男丁，就能开更多的荒。”这是山区农民的逻辑，也是毕节地区计生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所在。

“人口控制”是创建毕节试验区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只是没有直接写在“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名称上而已，它的实施力度并不弱。

试验区成立之初，威宁县部署计划生育工作。一个副县长是“手术对象”，先出来顶牛，另一个副县长跟着放炮，第三个副县长随声附和，计生工作从县府一层就搁浅。省长派人去和这几个干部谈心，没想县级、乡级干部一下子跑了4个。4个干部偏巧都姓马，下面人就说：“哈，‘驷马难追’，看你上面咋办!”难追也得追，追到了人反复做工作，4个干部最后做了“结扎”。下面人一看，“戴官帽”的都顶不住，也都不顶牛了，按计生制度规定，该咋办就咋办。

严厉的措施表现了遏制人口膨胀的决心。最初阶段工作方法难免简单生硬，“计划生育，干部带头，抬走家具，牵猪拉牛”一类顺口溜在民间多得很。在毕节市担任过几年计生干部的徐兴志回忆说，那时群众对计生工作抵触情绪大，检查超生得半夜出发，翻山越岭，悄悄进村，各自到位后同时叫门。冲突最严重的一次，计生干部摸黑到荒郊野外的一个建筑工地突击检查。那里住有许多打工的农民，属于流动超生的监控重点。计生工作人员遭到围殴，黑灯瞎火的，带队干部被当场打死。

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计生干部的工作环境相当不好。今年38岁的王雨红从卫生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干金沙县的计生工作。刚开始工作时，老有人指着她讥笑“你一个姑娘家搞计划生育，小心以后自己生不出娃娃。”这种带着诅咒色彩的玩笑，不只落在王雨红一位计生干部身上。王雨红说，那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调离计生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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