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毕节试验区各县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人员流动带给生育观念的影响。毕节地区120多万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不仅使生存环境得到松绑，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源”，带来数十亿元经济收入，而且这120多万人在大城市打开了眼界，他们自愿选择优生优育，有了钱之后不再愿意多生孩子，而是考虑如何为现有的孩子攒下将来上大学的钱。大方县小屯乡滑石村，全村5300多人有800多人外出打工，每年带回800万元的收入。滑石村村委会主任王福忠感叹：“这些年，村里的茅草房变成了砖混小楼，村民们超生多生的少了，愿意供孩子上学的多了。”这种变化给偏僻山乡的旧观念带来历史性冲击，是最终结束“杨八郎”故事的不可低估的力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毕节地区的计生工作方法，已改变了强硬粗暴的作风，并且由“县为主”、“乡为主”进入“村为主”管理和村(居)民自治阶段。大家都是一个村的，彼此知根知底。当毕节地区的计生政策实现从“处罚多生”向“奖励少生”的转变之后，村干部开展计生工作时遇到的眉开眼笑就多了起来。黔西县太来乡芭蕉村过去群众与计生干部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自从推进计划生育村民自治，计生干部和村民们互相间经常打的招呼是“常到我家来坐坐”。

来之不易的数字

2007年，毕节全区总人口为738.4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4.31‰，比1987年降低13.78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7.8‰，比1987年降低11.67个千分点。

少生一个人，就可减少一份返贫压力。有专家估算，如果全区人口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到2007年年末毕节总人口不是738.46万，而是877.46万。毕节试验区努力实施人口控制的结果，是少生了139万人。按增加一人返贫一户计算(少生的139万人均系政策外二孩或多孩)，到2007年末，全区贫困人口不是49.89万，而是523.5万(139×3.4户均人口数+49.89万)。

按专家测算，一个孩子从出生成长到15岁最低抚养费为58404元。毕节属欠发达地区，按城镇居民年消费支出5000元、农村居民年消费支出1500元加权计算，15年最低抚养费应为34480元。整个毕节地区少生139万人，节省家庭和社会抚养费、教育、医疗等支出500多亿元，相当于毕节地区8年的财政总收入。

重访“杨八郎”所在村

记者来到毕节县海子街镇思源村，得知这里已经改名为毕节市观音桥办事处塘房村。

“杨八郎”不在家。他的侄子，28岁的苗族青年王武告诉记者，“姑父到采石场翻砂子去了”。王武介绍，“杨八郎”现已70多岁，身体还算硬朗，但耳朵已经听不清了。虽然生有8个儿子，但不是个个都听话，分家过程中还难免闹矛盾。“杨八郎”虽然多次受到政府的帮扶，但依然没有摆脱贫穷。“多子多福”这句话没有灵验。

“杨八郎”已经不再住杈杈房。但他家的新平房，同百米开外的一栋楼房比相形见绌。楼房的主人，叫熊廷顺，上世纪80年代就带领村民致富，如今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农民企业家。“杨八郎”和熊廷顺都先后三次受到胡锦涛的慰问，两人中一个仍困在越生越穷的后遗症里，另一个则大胆闯荡，积极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一穷一富形成极大反差。

王武每天到毕节市区打工。有了公交车后，3公里的进城路途，已经不再遥远，生活节奏如同上班族。他是毕节地区120多万在城市接受了新观念的打工者之一。妻子陇梅是31岁的彝族青年，这对夫妻几个月前领取了“独生子女证”，因此可以享受政府埋单的养老保险。小两口花费四五万元，在自家宅基地上盖了新房子，这个新房格局与当地普通的民居不同，带着城市三居室的格局，估计年前就能装修入住。

王武和陇梅是自由恋爱结婚的。“杨八郎”家族所在的苗寨，以前有女性不能踏上阁楼的习俗，因为那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阁楼又是堆放粮食和农产品的地方，过去苗家总喜欢多生几个“能爬楼”的人，即由此风俗而来。陇梅初嫁到村里的时候，不知苗家风俗，跟着王武上楼干活。这一上也就上了，别家妇女也学着上，风俗成了历史。“独生子女证”虽是最近才领到，王武、陇梅宣布不想再生娃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且陇梅当上了村计生主任。

陇梅说，以前村民吵架时，会比谁家的男娃儿多以显示优势。一句“你家才几个娃”的奚落，足可使对方理屈词穷。“现在他们比谁家的生活好，谁家的孩子更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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