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虽然还有生意，但与去年相比差远了。以前这里都要挤到走不动。受金融危机影响，廉价的"山寨机"也不好卖了。一台机子也就赚5块钱！”在华强北的明通数码城，手机经销商郑元佳告诉记者。
在郑元佳的店铺里，一部带有双卡双待、摄像头、MP3、跑马灯的“山寨机”，售价只有300多元。这是一款没有经过入网检测、只在购机处提供售后的手机，业内称为“三码机”。郑说，以前批发一部手机一般能赚10元甚至更多，现在他为了走量，有时只有3元左右的利润。
“我们本来就是做国外的，这个柜台也主要做外单和批发。最近生意差很多，原来一天可以走1000台，现在一天也就百台。柜台成本一天要1000多块。连柜台都养不起。”郑元佳叹着苦经。
在华强北明通、龙胜、远望等各大手机城，多位手机经销商表示，他们现在追求的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实际的销售并没有因此好转。
在多家数码城的不同楼层，记者看到了零零散散的柜台上，贴着“招租”的字牌，还有一些柜台已经成了空柜。而在一年前，这里的柜台价格曾经被“爆炒”。
“原来一个好的铺位光是转让费就得五六万元，一般的也要两三万元，现在这么多空铺都没人租！”华强北一家数码城的管理人员表示，虽然整个华强北随着一些新数码城开业，铺位数并未萎缩，但是从实际上看，经营额已经出现大幅下降。
“从我们屏幕的出货量就可以看出来，原来一个月可以出200万片，现在至少萎缩了一半，只有100万片左右。”深圳一家手机屏幕工厂的部门负责人汪全告诉记者，他原先供职的工厂和现在自己所在工厂的情况都说明，山寨手机整体销量在大幅下降，不仅影响到终端，厂家的影响也很大，甚至一些工厂出现了裁员和倒闭现象。
“原来行业的平均毛利有20%，现在大概只有12%-13%，我所知道的一家100人的工厂，现在只留下了40人，也有一些工厂关门了。”汪全透露。
“明年我想做笔记本。”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一些原来经营山寨机的商家开始淡出市场，其中部分人看上了一个“新兴市场”——山寨笔记本。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正在准备拿货，不知道质量到底怎么样？山寨本刚刚出现，在华强北见到的还不多！”华强北一位“老山寨”冯辉告诉记者，目前1000多元可以采购到“索尼笔记本”，也是高仿的，不过生产厂商要求经销商必须批量订货，不零售。
记者了解到，“山寨本”没有入网许可证，和山寨手机一样，也推出售后保障：一个月包换，一年保修。“由于是仿制的，不能保证厂家保修，但可以在销售单据上承诺保修一年，由经销商保修。如果在一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也是在经销商处换机。”冯辉说。
不过，记者在华强北并没发现“山寨本”如“山寨手机”一样的泛滥现象。冯辉告诉记者，目前“山寨笔记本”尚处在初级阶段，未形成像“山寨手机”一样的产业链，厂商与厂商之间不能进行合作生产，只能靠部分实力比较强的厂商进行生产，也就是只能由单一的厂商进行整机生产。（本组稿件中部分采访对象系化名）(记者 陈刚)
延伸阅读：“山寨行业”异军突起 惩处力度与巨大收益不匹
与此同时，“山寨”现象也正不断蔓延：从MP3到MP4、电视机、笔记本甚至汽车，都开始出现“山寨”的身影。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成为最终阻碍中国民族产业创新力迸发的潜在隐患。对有关部门和企业家而言，如何采取合适的路径变“山寨军”为“正规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山寨行业”异军突起 惩处力度与巨大收益不匹
2009年初的华强北人头攒动。
华强北位于深圳福田区，拥有规模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通讯市场35家，日均人流量达40到50万人次，年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元，是中国最大的手机集散地，也是“山寨手机”的主要集散地。
与此同时，“山寨”现象也正不断蔓延：从MP3到MP4、电视机、笔记本甚至汽车，都开始出现“山寨”的身影。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成为最终阻碍中国民族产业创新力迸发的潜在隐患。 对有关部门和企业家而言，如何采取合适的路径变“山寨军”为“正规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为此，记者日前赶赴深圳“山寨”基地，试图寻找答案。
小学毕业就能做手机
有人说，深圳是“山寨机”的天堂。这里，流传着诸多以“山寨”发家的“创富”神话；这里，不仅生产商、销售商云集，产品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目不暇接。
“山寨机”之所以能够在深圳繁荣昌盛，行业门槛的降低与产业链的极度细分是重要基础。2005年，手机生产领域经历一次重大“革命”，台湾联发科技公司推出单芯片（MTK）解决方案，把需要几十人、一年多才能完成的手机主板、软件集成到一起。
“过去生产手机投入过亿元，"山寨厂"根本做不了。联发科的这种芯片让手机生产没有了门槛。现在的情况是，小学毕业就能做手机了。”在深圳拥有一家“山寨工厂”的孙云说。
MTK不仅破除了手机生产的技术壁垒，还将手机的研发时间，从原来的6-8个月，缩短到了50-60天，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每部手机单机成本只需200-600元。
“在这里，整个手机产业的分工十分细致。从研发到销售各个环节都有专人分工。不夸张地说，连个螺丝、电阻也会有专厂制造。”孙云说，在深圳，数千家手机相关厂商在主板、外观、包装和销售各个环节各有所长。手机厂商只需要把芯片和相关配件采购回来，就可以组装出一款手机。
这种门槛的破除让“山寨产业”在深圳如花怒放。“开一个加工厂，几十万元就可以！小作坊在家里生产也行，买一些配件回去凑，手工就做出了，一天可以做几百台。”孙云告诉记者说。
“手机有几十个部件，包括液晶屏、耳机、电池、充电器、手写笔甚至摄像头镜片、防尘网等等，都有专业厂家在做。”孙云说，在这种专业分工的格局下，真正生产手机的“制造商”可能只有几个业务人员，一间办公室，原料来自采购，加工也是交给专业的“代工厂”。当然，也有一些公司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主要负责主板设计、功能设计、外观设计、组装等工作。
违法的只有极少几个环节
“深圳周边虽然是"山寨手机"的主要产地，但在生产的环节，很难找到一家违法企业。”姚雪雄这样说。这句话涉及了“山寨手机”行业繁荣的因由与“久剿未平”的根本。
“大多数企业都是合法生产企业。可能这个企业为"山寨机"甚至其中的"高仿机"生产配件，但这个企业的行为是合法行为。”深圳市福田区工商部门的稽查人员说。
产业链的细分令有关方面的打击有点无从下手。由于手机生产涉及数道工序、数十个部件，在深圳，跟“山寨机”相关的中小企业有数万家，而相关从业人员，据业内称至少有几十万人。这条链条囊括了组成一部手机的所有环节，从方案设计、软件开发、模具制作、主板配件的供应、装配加工、印刷包装、到营销推广、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
“很长一根链条，一直是白的，到了生产的末端突然变得发灰甚至有些发黑。产业链上，构成违法的只有极少几个环节。”上述稽查人员说。
在华强北的一些数码城，一度曾经出现过“店铺一开门，工商就上门”的局面。但即便是这样的力度，对“山寨机”中的“高仿机”也无法构成有效威胁。在华强北，只要花500-1000元，就可以购买到各种不同的“苹果”、“诺基亚N95”、“摩托A1200”、“三星伯爵”等手机。
“"高仿机"的生产也是细分的。”华强北的手机经销商陈平告诉记者说。在深圳，有一些开发模具的企业专门生产畅销机型的零部件“公模”。“高仿机”生产商只要委托不同工厂加工，加以简单拼装，刻上“LOGO”，就可以生产出各种翻版的“名牌手机”。
“高仿机”刻“LOGO”，也是一道分工，业内称为“刻字”。在华强北一家数码城，记者找到了一家专业“刻字”的工作间，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他们的价钱是4毛一部，如果有数百台，可以优惠到3毛一部。
“只能在拼装、刻"LOGO"等个别环节能够进行打击。由于生产过程中的违法环节短，在销售环节往往又只能查到几部样机，所以打击起来很难。”深圳市工商局福田分局经济检查科的姚雪雄说。
惩处力度与巨大收益不相匹配
除了产业链细分带来的打击难外，“山寨机”久剿未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山寨机”游走于灰色地带，生产销售者可能受到的惩处与其获得的巨大收益不相匹配。
“一款"山寨机"销售到几万台，就非常成功了，意味着起码能赚上几百万元。”陈平说。
孙云告诉记者，做“山寨机”，首先要到手机研发公司购买设计方案，然后到模具厂去开塑料模具，第三步是将所有模具送至OEM代工厂委托加工，生产出各个主机的零售件，最后再加上屏幕、充电器、摄像头、键盘、光盘等进行组装。
他告诉记者，根据零部件材质的不同，一台“山寨机”的成本也就在一百多元至三、四百元之间，生产商赚百分之几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润，代理商赚几十元，零售商再赚取一、两百元，这台“山寨机”到了市场上的价格也就只有400-1000元，竞争力还是相当强的。
与丰厚的利润与高度转动的资金流相比，大部分“山寨机”的生产销售商按当前法规所可能面临的惩处相当微不足道。
“以"山寨机"中最多的"三码机"为例。"三码机"是什么？就是没有经过入网检测，没有全国、全省的"三包"服务。这类手机大部分不标或胡乱标个牌子、生产地址，算得上"三无产品"。但按有关规定来处理，罚款也就在500-1万元之间。”姚雪雄说。
有意思的是，在深圳，生产“三码机”的企业往往就是生产同型号“五码机”（往往是贴牌生产，是合法行为）的企业。在推陈出新的激烈竞争中，一些企业为争取时间，没有经过入网检测就把没有标识的机器投入到市场中，尔后才推“五码机”。
“只要交纳费用，委托贴牌的企业默许厂商"三码"、"五码"并推。”陈平说。他告诉记者，在深圳，有个别企业的“创牌”甚至仅仅就是为了“卖牌”。而这一局面则令有关职能部门的执法更为艰难。
“现在的情况是，"灰兔"要比"白兔"多，"山寨机"越打击越多。”孙云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