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假期,北大校园的开放问题,都会成为新闻。今年这个暑假亦不例外,继今年2月北大在寒假中,正式启动二代身份证刷卡系统,要求“验证”方可入校园之后,近日,“北大每天入校旅游人数不得超过3000”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北大保卫部长否认了有关消息,但他同时表示,“比较理想的人数是3000人左右,再多就挤得不得了”,另外,团体进入北大仍实行预约制,不过在团体预约时,如果人数达到了4000左右,北大会建议改天参观。
北大的校园怎么开放,是十分“敏感”的话题,一些论者就把校门的开放与精神上的开放、“兼容并包”直接联系起来,意即不设限的开放,就是“海纳百川”,有条件的开放,则反映学校越来越小气。并以一些国外大学没有围墙的“校园与社区一体”为例,要求大学要有“大气”。在笔者看来,校门怎么开放,与大学的“兼容并包”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北大校门开放的争议,每年持续不断,关键在于校内没有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机制。
近年来,社会舆论总会以国外高校的做法类比国内大学、一所学校的做法去反衬另一所大学,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与办学特色来说,这种类比并无大多意义。对于我国大学来说,首要在于建立符合现代大学发展的大学管理制度,这样才能使学校的决策更为科学与民主,同时也为学校赢得自主办学的空间——没有校内民主管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根本难以落实,社会担心大学滥用自主权,而校内师生也为自己没有教育权与话语权而焦虑。北大校门的开放问题,实质是校园内部管理问题,如果学校不想总陷入类似争议,当务之急是构建基本的大学管理制度。
就拿国外大学校门的“开放”来说,既有与社区融为一体的,也有实行严格进出门制度的,而作出这样不同决定的,是每个学校的理事会(或董事会),他们根据学校所处环境的治安状况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实际进行决策,并在决策前听取教师委员会与学生自治委员会的意见。作为公立大学,其办学资源必然要向社会辐射,由社会共享,但是,与此同时,办学资源的辐射,前提是不得损害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而作出上述判断的,应是代表社会各界利益与学校师生利益的学校管理机构。比如,美国公立学校的理事会,是由州政府官员、州议会议员、社会知名人士、校友、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这样的理事会治理结构,使学校的重大决策,能在决策过程中形成各方利益的充分博弈,既体现了学校举办者对办学的监督、管理,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大学办学的期待,同时学校的自主办学空间也得到维护。
校园是否开放、怎样开放,由这样代表广泛利益的理事会决策,无论结果如果,并不是问题。我国高校则不然,作出开放与否、怎么开放的决定,往往就是通过学校行政办公会议,甚至仅仅由学校保卫部门做出,连校内教师与学生的意见也不曾听取,所以这种决策面临的争议,是必然的。
出这样不同决定的,是每个学校的理事会(或董事会),他们根据学校所处环境的治安状况与大学的教学科研实际进行决策,并在决策前听取教师委员会与学生自治委员会的意见。作为公立大学,其办学资源必然要向社会辐射,由社会共享,但是,与此同时,办学资源的辐射,前提是不得损害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而作出上述判断的,应是代表社会各界利益与学校师生利益的学校管理机构。比如,美国公立学校的理事会,是由州政府官员、州议会议员、社会知名人士、校友、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这样的理事会治理结构,使学校的重大决策,能在决策过程中形成各方利益的充分博弈,既体现了学校举办者对办学的监督、管理,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大学办学的期待,同时学校的自主办学空间也得到维护。 校园是否开放、怎样开放,由这样代表广泛利益的理事会决策,无论结果如果,并不是问题。我国高校则不然,作出开放与否、怎么开放的决定,往往就是通过学校行政办公会议,甚至仅仅由学校保卫部门做出,连校内教师与学生的意见也不曾听取,所以这种决策面临的争议,是必然的。
近年来,社会舆论总会以国外高校的做法类比国内大学、一所学校的做法去反衬另一所大学,从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与办学特色来说,这种类比并无大多意义。对于我国大学来说,首要在于建立符合现代大学发展的大学管理制度,这样才能使学校的决策更为科学与民主,同时也为学校赢得自主办学的空间——没有校内民主管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根本难以落实,社会担心大学滥用自主权,而校内师生也为自己没有教育权与话语权而焦虑。北大校门的开放问题,实质是校园内部管理问题,如果学校不想总陷入类似争议,当务之急是构建基本的大学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