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妻：1000万人的救赎

　　同妻，男同性恋者的异性恋妻子。她们与他们，是家庭中的对立面，然而，又并肩站在社会面前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嘶哑的男人声音时，萧瑶整个人都冻住了。这个男人，给她的丈夫发暧昧信息，称呼他为“傻瓜”。不久，丈夫向她坦白，自己是同性恋者。2007年6月，24岁的萧瑶结婚不过一个多月。

　　四年后。2011年8月，萧瑶创办了“中国同妻家园”网。网站介绍中，她写：“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同样不会想到社会中还有这么一个群体同妻家园将会努力帮助更多相同遭遇的女性。”

　　同妻，是男同性恋者的妻子。因为丈夫的性取向，她们大多遭遇忽视、冷漠、第三者、家庭暴力。她们是被一个弱势群体伤害的更弱势者。

　　据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调查，中国15岁以上的男同/双性恋者应在近1800万人。考虑到适婚年龄等因素，同妻数量的底线为1000万较合适。

　　这至少1000万的女性，沉默而隐秘，是生活舞台上无声的在场者，直到今年夏天。

　　7月，名为“同妻在行动”的微博、豆瓣小组悄然出现。公益博客“最后一个同妻”，紧随其后。8月，是萧瑶的网站和论坛。凭借一群志愿者、研究者、特别是同妻们自身的力量，这个群体正在被集合与组织。

　　同妻们开始了“发声练习”。在博客签名档，她们写着：“世界于我，本应是更美好的模样。”

　　前同妻的折返

　　工作依旧很忙。萧瑶现居西安，为政府部门工作，繁琐的任务中有时还包括帮领导洗衣服这一项。她只在晚上有空。

　　晚上，她又忙于招募中国同妻家园的网站管理员和论坛版主。网站是粉色界面，“同妻动态”“法律援助”“防艾知识”等栏目分列，论坛成员100多人 一切只是初具雏形。另有一部同妻互助热线，187开头的手机号，在每晚6点半至10点开通。

　　唯一的接线员，只有萧瑶自己。

　　她同时还是“天使折翅”同妻QQ群的管理员。这个群已经满员，偶尔，她得把群里一些不太说话的男同性恋者“请”出去，空出位置，接受新同妻的加入。

　　“这不是荣耀，虽然也并不丢人”，看到她这么积极热心，一位朋友曾直接表达不悦。2008年，萧瑶离婚后，朋友劝她，忘记同妻这个身份，永远不要回头，走得越远越好。

　　她于是一度远离网络。不过半年后，她还是折返回来。“帮助别人，就像帮助那个时期很弱小的自己”。

　　和所有新娘一样，萧瑶曾以为丈夫便是生命中名副其实的那个人。两人在搭车时相遇，一见钟情。奇怪的是，第一次牵手时，丈夫就像碰到烫手的山芋一样马上扔开。

　　婚后，细致贴心的丈夫突然变了模样。新婚之夜躲着她睡，之后便是晚归、疏离。

　　接着是家庭暴力。有一次，两人还在聊天谈笑，丈夫的拳头冷不防地朝自己打过来。

　　萧瑶眼角顿时红肿，鼻孔刷刷地往外流出暖暖的东西。她以为是鼻涕，可旁边的枕巾立刻染得鲜红。

　　在冬夜里，丈夫先是歇斯底里地笑，继而抱着她，哭着请求原谅。萧瑶恐惧极了，压抑着哭声一动不动。那天的日记里，她写，“我闭了眼，这个世界便在我身边死去。”

　　本以为同性恋群体与自己毫无瓜葛的萧瑶，意识到自己中了命运的“黑色彩票”。当丈夫在婚礼上向她父亲保证将会照顾她一生一世时，正是悲剧开场的提示声。

　　不敢告诉任何人，她开始在网络里拼命寻找信息。然而，除了极少数报刊猎奇性地写到一两个同妻的故事外，少之又少。直到几个月之后，她才发现一个“华人同妻网”博客圈和“天使折翅”QQ群。

　　那时，群里只有25个人，她还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如今，4年多过去，加上之后陆续新开的分群，同妻群成员已有750人左右。

　　现在，她一边维护同妻群，一边却在期盼，有那么一天，同妻群能够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宣告解散。然而，陌生的入群申请却从未间断，好像“一个无底洞般填不满”。

　　开创性的联合

　　张北川教授记得，最初有同妻与他联系，是在1997年。张北川被人称为“中国同性恋研究之父”，是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

　　起初，有两位同妻通过电话、信件向他咨询。参加学术会议时，还有一位身份是前同妻的专家与他约谈。十多年来，他接触的同妻们，有的初为人妻，有的怀孕9个月，还有的已是祖母辈分。

　　“我清楚地记得电话中，一些女性因压抑太久和痛苦太沉重，以致失控时的凄厉哭声，”对同妻们的伤痕累累，张北川渐有感知。

　　2008年底，他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流会，特地邀请两位同妻参会。其中一位，20分钟里，一句话也没说；还有一位，自始至终坐在观众席里，背对着人们说话。

　　这次大会直接促成了第一次的同妻联合。这一年，参加大会的、关注华人性权利的民间组织“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开始跟进同妻议题研究。

　　2009年3月底，在粉色空间的发起下，中国首届“同妻会”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除了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女士、张北川教授外，参加会议的，包括来自山东、辽宁、江苏、陕西等各地的9位同妻、1名已婚男同和1名艾滋病毒感染者。

　　研讨会开了两天，从诉苦开始。带着妻子来参加会议的那名男同，成了会场的“靶子”其实这位男同性恋者也绝望到两次自杀，因为妻子不同意离婚，一个劲儿让他“看病”去。

　　等到同妻们哭完了，何小培动员大家，想想怎样行动。一场头脑风暴下来，大家形成不少共识，“要从哭泣自怜和网络呻吟中走出，一起去帮助那些还不敢站出来的同妻争取自身权利”。这些共识被整理为国内第一份、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份的《同妻联合声明》，发表在关注同志问题的《朋友》刊物上。

　　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同妻们打出了“同妻到我为止”的宣言。之后，它成为同妻网络中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

　　这份联合声明和这句口号，都被萧瑶放在中国同妻家园网首页最醒目的位置上。

　　因这次研讨会而第一次聚集起来的同妻们，还一起去检查艾滋病，甚至集体“参观”了一直好奇却不敢独自进入的同性恋酒吧，“想看看自己老公的另一面是怎么样”。

　　首次同妻联合会，在《同妻联合声明》中被定性为“很成功的富有意义的开创性会议”。本来不愿放手的那位同妻，终于解开心结，同意离婚。经讨论列出的15件实事，如成立自己的组织“同妻家园”、建立线下互助小组、采写同妻百人故事、成立热线等等，正等待着满腔热情的同妻们一一完成。

　　复杂的现实

　　起初，粉色空间性文化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何小培觉得，解决同妻问题，大部分可以参考同志群体的经验。比如，同志群体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条热线组织起来的，那么，同妻也可以试试。

　　研讨会上，有8个人愿意在自己的城市主持同妻热线。她们买了新的手机卡，将号码印上宣传名片，还挂在一个从来不更新、只提供联系方式的同妻网页上。

　　然而，何小培很快发现，印制名片是最没用的一种办法因为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散发。发给大街上的普通人，显得有点唐突；发给同性恋酒吧里的男同们，又显得特别愚蠢：“不可能有男同性恋把名片带给自己老婆的吧？”

　　即便知道了号码，真正要拨出电话，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打给粉色空间的同妻热线里，有人将号码牢牢记着几个月，却一直不敢打，“因为一打，就说明我丈夫是同性恋了。”还有的人，几个小时似乎讲完了一辈子憋着的话，直到听筒发烫仍不肯放手。

　　无论是哪种情况，所有电话中，“从来没有人打来第二次”。同妻们虽然需要一个倾听的陌生人，却也非常明白生活的真理：没有人可以代替自己做决定。

　　“同妻”，只是一个伴随婚姻而被赋予的身份标签。在婚姻中，它意味日复一日的隐忍和煎熬。婚姻结束，它又代表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于是，再婚的同妻，没有多余心力为别人鼓与呼；离婚的同妻，又宁愿脱离这个群体，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去。它就像一个游牧民族，不容易集合，不容易静下心来发出声音。“同妻中缺少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我们只能慢慢寻找一种方式”，何小培说。

　　而同妻们声讨的对象，在婚姻中对立的男同们，其实也是另一个弱势群体。

　　“不能因为支持弱者发声，而伤害另一个群体”，张北川教授担心，同妻问题的声张，很可能强化社会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歧视。

　　最近，他听说的一条“新闻”是，在浙江某县级市，一个高一男生，因为向同学坦白了自己的同性取向，被勒令检讨并强制退学。

　　在农村地区，倘若一个男人三四十岁了还不结婚，可能被唾沫星子砸得不敢出门，也意味着可预见的晚景凄凉。而在城市，面对着指望早日含饴弄孙的父母，很多男同们亦可能违心走入婚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面前，男同和同妻们又是一体的。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妻子，首先要解放男同性恋者的身心”，同妻问题的部分解决，有赖于同性恋者平权运动的进展。“如果从教育和法律手段，能较好地尊重和保障男同的权益，那么，同妻会大幅减少。”张北川说。

　　同妻群体并非中国独有。在其他亚洲国家，有高比例的男同隐瞒真相与女性结婚。美国、法国也都有类似同妻网站。

　　在张北川教授看来，男同性恋者并非不能结婚，而是不能隐瞒性取向等重大事项结婚。于是，他常常建议，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同们，从良知的角度出发，不要结婚，“别让一个人被歧视变成两个人被歧视”。而那些可能走入婚姻的，则应在婚前向女方坦陈自己的性取向，由女方决定是否要成为下一个同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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