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是一桩你情我愿的生意，如今却枝节横生。这两天，山西中宇男篮俱乐部转让三方首轮谈判失败，转让因为山西省体育局的介入而面临搁浅。一波三折的转让过程，前景未卜的结局，不仅搅动着山西体育界、山西球迷，也在触动中国职业体育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这是一个孤立事件，还是具有普遍意义？其中的滋味值得蹒跚起步的中国职业体育联赛细细琢磨。

　　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实并不复杂——

　　因为经营困难，山西中宇俱乐部老板王兴江于今年年初决定转让俱乐部。“五一”前后，王兴江与北京控股集团达成转让协议。然而，就在山西男篮迁往北京成为板上钉钉时，山西省体育局却突然提出希望俱乐部留下，并着手联系山西本土企业接手。山西省体育局手中有一道杀手锏：中宇俱乐部完成这笔转让必须拿到山西省体育局的批文。中国篮协目前也证实，他们收到的转让材料中还缺少这纸批文。

　　CBA联赛脱胎于举国体制，绝大多数俱乐部或者与地方体育部门联合组建，或者与地方体育部门有合作关系，这些俱乐部的转让必须获得地方体育部门的批准，这不难理解。然而，山西中宇俱乐部却是一支完全由王兴江个人投资的俱乐部，俱乐部产权明晰，转让俱乐部实质上是一笔市场交易行为，居然也要得到地方体育部门的批准，这就让人匪夷所思。

　　这看似荒谬的背后，有着中国职业体育联赛发展的无奈。俱乐部转让虽然首先是一笔生意，但无论俱乐部性质如何，都与当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山西中宇俱乐部虽然与山西体育局不存在合作关系，但中宇男篮在山西7年的发展，已经在当地形成了独特的篮球文化，球队也成为一张地方文化名片。山西体育局留下球队，就是希望留下这张驰名全国的文化名片。

　　不过，如今要留下山西男篮恐怕也非易事，一是要找到合适的接手企业，二是要能保证山西男篮的可持续发展。王兴江首先希望山西当地企业接手，并找了多家大型企业，但都被拒绝。如今，即使山西省体育局出面张罗，也未找到愿意出合理价位来接手的企业，首轮由山西省体育局、俱乐部和山西当地企业进行的谈判也以失败告终。而据知情人透露，山西省体育局留下山西男篮的愿望也是被迫提出的，这也是王兴江提出转让俱乐部已经好几个月，山西省体育局一直无动于衷的原因。

　　当地企业不太愿意接手，地方体育部门迫于压力挽留，让山西男篮即使留下也前途未卜。近几年，山西男篮已跻身强队之列，去年还曾获得第3名，成绩上升的背后是大笔资金的投入。目前每年维持一个俱乐部正常运转需要近5000万元，而俱乐部收入却难超过2000万元。接手山西男篮，该企业就意味着每年将要亏损3000万元。巨额的亏损，也让俱乐部开始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因而，如果没有实力过硬的大企业接手，如果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俱乐部还将举步维艰。

　　然而，这里面却存在一个悖论。既然是职业俱乐部，其所有行为都应遵循市场规律，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应朝这个方向努力，这也是职业联赛发展的目标。然而，如今职业俱乐部一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希望得到政府或政策支持，这与职业联赛发展目标无疑是相背的。山西中宇俱乐部在山西发展很少得到政府支持，让王兴江在转让俱乐部时首先想到的是能否得到政府的支持。之所以找到北京控股集团作为俱乐部的下家，不仅因为这是一家大型国企，同时王兴江也不讳言北京市政府对三大球发展有力的政策扶持。

　　在中国职业体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俱乐部呼吁政府“有形之手”减少干预，就像人们质疑中宇俱乐部转让还需山西体育局批准一样；另一方面，俱乐部却又有意在寻求政府的支持。这种悖论的存在恰恰反映了中国职业体育联赛发展的现状。发展真正职业化、市场化的体育联赛，固然应该减少“有形之手”的干预，让市场能够解决的事情交给市场，政府主管部门要放权；同时，俱乐部建设也应真正市场化，学会运用市场方法解决困难，这两者的进步缺一不可。